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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服师生先锋正在播放

来源:互联网 时间:2017-06-20 09:47:28 阅读: 手机版


韩国每年都会出一些R级电影,撇开剧情不说,画面很唯美。推荐9部2015年韩国最新R级电影
《工作女郎》

《工作女郎》由赵茹珍、Clara主演,是一部喜剧片,《上班女郎》是《我妻子的一切》制作团队的最新作品,讲述的是上班族女性们的浪漫爱情故事。该片由导演郑范识执导,在《上班女郎》中赵茹珍饰演的女白领宝姬被公司解雇之后,入股由Clara饰演的兰熙所开的成人用品商店,两人开始一起工作。公开的角色海报分别以天蓝色和粉红色为背景,也预示着两个人的性格截然不同。赵茹珍身穿白衬衣紧身裙,带着黑框眼镜,展现性感知性的一面。而Clara则长发动人,穿黑网袜的大长腿分外吸睛。《勾当2:红色骆驼》

男主结婚前一天,前女友来拜访他,来到了旅馆,彼此痴迷对方发生了关系,后男主离奇死亡在洗手间,女主打发走了来旅馆找男主的未婚妻,清理好旅馆了女主离开…后来,女主被爱慕者差点在浴室里被勒死。《聚会的目的》

《背着丈夫》

清秀的面孔和完美的身材,而且丈夫面前总是善良纯真的贤妻良母,她!但是丈夫离开家,那个男人灵魂一下子从魔力般的美貌和夜晚的技术炫耀。她的丈夫不知道热夜生活正在展开…《寄宿公寓》

Eun-gi多事的生涯在一个公寓已经开始与三个女人:一个性感的公寓,她的女儿,甚至性感,他无辜的初恋。Eun-gi,大一新生,找到了他的新地方的公寓由母亲和女儿,当他来到韩国学习。他唯一的乐趣是不言而喻的推拉一起玩与母亲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一天,他的初恋,不久矣,他是无辜的,善良,突然在公寓来拜访他。性感的女儿的公寓在门后面,和曲线美的夫人公寓的所有者在浴室旁边他的房间,这位20岁的处女Eun-gi无眠之夜开始的
《第二个母亲》

熙然是卡拉情妇当她第一次遇到世民通过婚姻咨询有限公司。他建议他们应该有一个契约婚姻;她会给每个月为他的妻子和硒奎的母亲。熙然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协议但不像她的想法,结婚是无聊的。世民只需她晚上和硒对熙揆迷跑谁像一个姐姐但隐藏它的被讨厌的。有一天,熙然遇到世民的朋友泰英和爱上他。最后,熙然和世民分手…《纯真时代》

本片以1398年发生在朝鲜李氏王朝的"戊寅靖社"事件为背景,讲述了三个男人的欲望和野心。还有一名为了报复而接近男主人公的妓女,却爱上仇人男主人公。四个人将身心投入到犬色声马中,无法自拔…… 三个男人更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在历史的洪流中谱写一幕幕血雨腥风……《花样女鬼》

讲述了男主人公在女鬼们的帮助下实现初恋的故事《恋爱的味道》

妇产科医生王兴琦(吴志浩 饰)虽然对女人身体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但对女人的心思却一窍不通。而性格大条、不断挑战女性极限的泌尿科女医生吉申雪(姜艺媛 饰)虽然对男人的“尺寸”烂熟于心却没有任何恋爱经验。这两个白天的专家,到了晚上都变成了恋爱草包。而为了各自的患者……

问 心 亭非金属协会两千年年会后绕道回了趟久别的龙庵。汽车一路顺畅,沿途那一串极具南国风情的小镇难得脱俗于对水泥积木的追求,变得和以往大不相同,现在的龙庵以码头为轴心转了个逆时针四十五度,朝西南通向一片丘陵,记忆中的龙庵不见了。一排排讲究的屋宇,一家家热闹的商店,一群群光鲜的衣衫,一张张陌生的面孔,虽然在这里生活了多年,竟然重演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故事。“请问,这是龙庵吗?”我向摆摊的老太太问了个实在不该问的问题。“嗯啦。”多少找回一点故乡的感觉:话语还是龙庵的!这么多年了哇,又听到了这“嗯啦”,它和“对”、“是”的意思等同。“老人家,请问到骆楚雄家怎么走?”在外南腔北调,现在自然要回归龙庵乡音,当然远不是那么原汁原味。“顺这条路出去,到正街笔直往里走,他家门口挂着什么建筑公司的牌子,龙庵就那么一块。”老太太那满脸的皱纹让我觉得她至少高寿八十,但声音一点也不显苍老。我道了谢,方便地找到老同学,四十二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亲热得一塌糊涂。儿孙满堂的骆楚雄承袭了其乃翁的大大咧咧:“怎么会长起这么大个肚皮?不说把堂客带回来让我看看,又没人抢你的。”“嗳,莫那样没有名堂。”他妻子胡雅莲接过我脱下的棉袄,习惯地看了看衣领下的标牌。胡雅莲也是我们一届的同学但不在一个班。当时我觉得她是女同学里最漂亮的,现在虽说风韵犹存,毕竟年岁不饶人,她大概希望用化妆品掩饰脸上盛开的菊花,可惜效果不佳。我指了指旅行箱:“带回来了。”妻子从来素面朝天,可人家身材娇小,在外旅游总被怀疑是随行的小秘而令人哭笑不得。 “扯乱弹,照片有什么好看?”“那怎么办?人家地位比我们高,没时间呐!”老婆是家里当然的领导,动辄便和女儿开我的批斗会。八二年举家回乡过年,乡下连电灯都没有,梭筒钩子下面的烟熏火燎叫她们眼泪直流,二十九晚间到初二一早走,而且再也不愿意和我回老家。“钱也拿得比你多,对吧?”“我们家的钱都归她管。”我从背包里拿出笔记本电脑,那里面的录像和数以千计的照片够他们翻的:“啊呀,咯漂亮的堂客,是怎样把她骗到手的?真的官比你当得还大?那你比我们楚雄有牛皮!啊呀,小孩子也咯漂亮!两个都是妹子呀,也好,有酒喝嘛。我们楚雄就怪我没有用啊,老大是个儿子,老二又是个儿子,就是想要个女孩呀,天老爷就是不照看哪,老三还是个儿子。三个媳妇都比不上自家有个妹子呢!”胡雅莲那带着大量感叹号的抱怨凸现出明显的得意。“方子如,照片上你穿得还算讲究,出去几十年,头一次回来穿个布棉袄,我还以为是名牌,一看是什么劳保品生产部,未必是工作服?”“工作服有什么不好?小偷见了不起心,省了多少麻烦?”“倒也是个好主意。”胡雅莲的晚饭是丰盛的,特大的圆桌摆在宽大的堂屋正中,请来一群神气十足的名人,什么县文联秘书长、县建委副主任、县经贸委主任、镇长、书记、信用社经理等等一大堆,我根本记不住谁是谁,可惜都得在那些头衔前面加一个“原”字。一色的狐毛领皮袄旅游鞋,既使喝得大汗淋漓也只打开拉链露出里面的西装领带,却不肯脱下那应该一进门就脱下的外套。骆楚雄一身平常夹克不算讲究,我那工作服棉袄挂在衣架上自然寒酸。三瓶陈年“白沙液”喝完了又打开一坛拂去灰尘的“酒鬼”,这些原来的当权派们酒后吐真言:“楚哥,我们在你屋里喝酒的次数也不算少,这样的档次还是头一回咧!”“一年三百六十天你们少说在我家喝一百回酒。方子如四十多年没回来,老子自家也冇咯样搞过!”看样子我的面子还不小。腰间的摩托罗拉响了,日本细川公司的宫崎太郎对大吨位压力装备的引进说了些想法,只好和他哇啦了一通尼霍尔哦,不一会德国伊瓦公司的克莱默就高水平分级机安装工作提了些要求,又和他嚷嚷了一气英格利希,这本是我的日常事务却叫他们惊诧不已:你晓得几样的外国话?天全黑了,门边闪过一个身影:“你屋里……”是那位为我指路的老太太,一见座上的这些人就把话缩回去了:“好多的客。”几乎是逃跑一样地走了。“方子如,你应该认识她呀。” 读高小的时候,大头方脸的高大全一直坐在我后面,除体育能得高分外其他科目能考个六十分就阿弥陀佛,好不容易拿到了初中毕业证,杀了他也不敢考虑继续升学了。不过这并不影响他担当小镇的父母官,据说后来他到党校深造了个大学本科文凭,做到位高权重的镇党委书记,而且在那么多届书记里他的口碑还算比较好的。我一向自诩自己的记忆力,怎么也就没想起这老太太是谁。“当年你就住在她家后面,长得蛮漂亮的。”“想不起来。”“陈婉芳呀。”“啊!”实在是没想到这老太太竟然是婉芳姐,怎么会变成这样子了呢?酒是商店里最贵而且陈放多年的酒,菜是精挑细选特地请厨师做的菜,但我的好兴致荡然无存,随他们叫喝酒便喝酒叫吃菜便吃菜,他们尽兴了我也醉了。一觉睡到第二天下午二点才醒来,骆楚雄一家人也看够了电脑里的影集,问我是不是饿了,我不饿:“楚雄,陪我走走。”龙庵原来光洁平整的街道是用长条青石铺成的,街头街尾各一座匠心颇具的石拱桥。临江那一边的房子几乎全是木头搭建,参差不齐的吊脚楼错落有致,虽然那底下是蛆涌蝇飞的大粪桶,但和名满天下的凤凰城有相似风韵。街这边的房舍则多种多样,房与房之间修砌着典雅庄重的马头墙,虽然小镇没有家资巨万的名商大贾,民宅的格调却和西递、宏村大抵雷同。码头旁边有座古老的戏台,时不时有戏班子在这里出将入相,人们花五分钱便可以看到整齣的大戏。鹅卵石江滩平坦地绵延数里,碧绿的江水由浅到深俨然天然的游泳池,那是光屁股孩子玩水的乐园。这凝聚于脑海的一切偶尔在妻子女儿面前炫耀,每每令她们啧啧生叹。现在没有了,骆楚雄告诉我:“官厅还在,只是变成了中学校舍,大办钢铁砍掉了三炷香,十年动乱砸掉了问心亭,改革开放换掉了旧街区,你喜欢的古迹就剩下七星塔依然屹立,城墙岩风光如旧,去看看?”“算了,来的时候在汽车上看到了。哎,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婉芳姐怎么老得这么厉害?”“没死就算她命大,遭孽啊!”骆楚雄感慨万端。“带我到她家看看吧。”婉芳姐的家在江边的汽车站旁边,和骆楚雄家相距一里多。平坦的水泥路上再也见不到条石镶嵌的踪影,横冲直闯的自行车驮着大筐小包,噼哩啪拉的摩托车喷起油臭烟熏,街道倒是和大城市一样宽阔,但当年的恬静悠然化为乌有,往事如黄山云海般蜂拥而来。父亲被错杀后,当过教师的母亲靠做手工缝纫养活我。乡下的小学只能读到四年级,离得最近的高小在龙庵,初小进入高小的录取率不到百分之五十,我考取了。母亲不放心十岁的儿子孤身到离家三十里的地方生活,便设法到龙庵就近照顾,由于手艺良好且为人忠厚,管吃管住一天能做一套衣服工钱只需五千块,一家接着一家地没个休息。有道是光阴如白驹过隙,两年时间很快过去了,改版的人民币面值压缩了一万倍,原来的五千块变成了其后的五角,我也高小毕业了,和骆楚雄几个沿白龙江上溯六十里,到县城投考初中。在那神圣的殿堂交罢试卷自认为胜券在握,兴冲冲地回到龙庵把试题默写出来。母亲看完没说话,脸上的笑容表示了她的满意,给了我两角二分钱:“自己去吃碗面吧。”那杠子压出来的面条浇上几根榨菜肉丝,味道好极了,这是当时我能够得到的最高奖赏。但是老天爷没给面子,我和骆楚雄接到了同样的通知书:“未予录取”,倒是平时难得及格的高大全考上了。母亲没有责备我:“自己在家里复习一年吧,明年再考。”可是我们家在乡下呀,上学可以当寄宿生,吊起来的炮弹壳是学校发布作息指令的工具,当当地声传十里,六点整起床钟响过,师生们爬起来围小镇跑步一圈至少四千米,汗渍渍地刷牙洗脸。早自习到九点就早餐,八个人一桌,一碗腌菜天长地久,一钵时蔬难见荤腥,大木桶甑蒸糙米饭管够,熬到下午四点才进晚餐。晚自习到九点,大寝室通铺地板,抵足而眠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如今毕业了,寄宿的资格就没有了,难道我们母子只能回去?正在为难之际,好心人借一间空屋给我们住,总算有了落脚之地。那时候龙庵只有三家工厂。一家是国营的砖茶厂,这里不生产细茶,收购来的老茶叶,三角钱一天请镇上女人们捡去茶梗,打碎发酵压成茶砖,内蒙西藏那些吃牛羊肉的人就喜欢用这种砖茶熬出来做奶茶。一家是私营的皮纸厂,用此地特有的一种灌木树皮打成纸浆,一张张地捞起来叠好压干,再一张张地分开卷成一百张一卷。这种颇具宣纸气度的手工造纸韧性特别好,就是灰蒙蒙的不怎么白,每十卷打成一捆卖到天南海北。再就是解放后政府修建的碾米厂,高大的厂房里装着一台烧木炭的发电机仅仅二十匹马力,白天碾米晚上供居民点灯到十二点停机,寂静的小镇便一片漆黑。其实江对岸还有个小小的冶炼厂,用当地的煤和铁矿作原、燃料,从劳改队要来身强力壮的犯人拉风箱,通红的铁水流出来,凝成一块块厚薄不一的生铁,但那里不归龙庵管辖而且沾上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劳改队,当然没人觉得它也是工人阶级智慧的结晶,以至于谁都不情愿到那里看一眼。我家借住的这间房子不临江而且小巷深深。前面有户姓陈的人家,老俩口都是皮纸厂的工人,老实巴交地过着静悄悄的日子。女儿陈婉芳读完高小也进了皮纸厂,老板见她年纪小叫她干最轻松的卷纸工,就是把一叠叠的皮纸叠成木板一样的卷再叫有力气的人来打捆。几年之后陈婉芳出落得亭亭玉立,蛾眉下水灵灵的大眼睛,红扑扑的脸上一对深深的酒窝,小巧的嘴里牙齿洁白整齐,一对又粗又黑的辫子垂到腰际,笑眯眯地楚楚动人。个子比一般的女孩稍稍高一点,匀称的身段不胖不瘦。屈原弟子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谓其邻女:“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过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看来不是夸张。陈婉芳从小就聪明勤快,细声细气特别有礼貌,擂茶做得香甜饭菜烧得甘美,还练就一手好针线,时兴什么好看的衣服就自己比划着做,比商店里买的还熨帖。镇上的人们交口称赞:“哪家讨她做儿媳妇,那是祖上八辈子积的德。”白龙江一带的女孩子十七、八岁就要嫁出去,如果满了二十还待字闺中,唾沫水就能把你淹死。陈婉芳二十都过了,媒婆踏破她家门槛却都被婉言谢绝,自然引来不少非议。在骆楚雄家里一起喝酒的原县文联秘书长潘友安是陈婉芳的同学,那年高中毕业没考取大学,毛焦火辣地寻死觅活,他父亲时任县农协主席,生怕儿子出意外断了香火,提议给他找个堂客:“只要不是天上的嫦娥,你点哪个我给你用花轿抬那个!”潘友安独点陈婉芳,潘主席满以为只需一句话就够用,没想到陈老倌用“你儿子比我家妹子小,不合适”叫他碰一鼻子灰。我不嫌你女大你倒嫌我儿小?明摆着是打我的脸!亲事事小,面子事大,父子俩当然对这“瞎了眼”的陈婉芳父女耿耿于怀,发誓要找个比陈婉芳“强十倍的”。一个十二岁的孩子难得将自己困在家里复习功课,母亲生怕“千担下种一根秧”的儿子淹死了,严禁我去玩水,以至于我至今都不会游泳。怎么打发这么多既不讲究星期一也无所谓礼拜天的时间呢?就希望找本不是课本的书看看。我家和婉芳姐家窗户对窗户,见她在房里捧着一本书:“婉芳姐,你看的是什么书?”“《水浒》,看过吗?” “没有。”“有三本,你把这本拿去吧。”我赶紧到她房里去拿书,她在看第二册,我便可以从“洪太尉误走妖魔”看起,一口气看到“青面兽北京卖刀”才不得已去撒尿。这样的速度当然很快就看到宋江在清风山叫矮脚虎王英放了清风寨刘知寨的恭人,与锦毛虎燕顺等三位头领“大喏而别”,前去投奔小李广花荣,险些儿死无葬身之地,一个“且听下文分解”把我的心吊在半天云里。可人家在上班哪,好不容易等到她的窗户打开了:“婉芳姐,这本我看完了。”“这么快?我还只……”她看看桌子上的书“还只看到第四十回,这样吧,你看得快,都拿去,看完了我再看。”哎呀,婉芳姐真是善解人意,我三步并两步进了她的房,拿了书就想尽快知道这令天下豪强景仰的及时雨怎么就差点丢了性命呢?“急什么?坐下,你娘天天帮别人做衣衫,你衣衫上的扣子掉了都没看见,脱下来,我给你缝上。”没办法,我只好把衣服脱下来给她,露出瘦骨如柴的光膀子。她在飞针走线,我便打量起她的闺房来:大块的地板严丝合缝,雪白的粉墙一尘不染,雕花的架子床挂着干净的夏布蚊帐,折叠得有棱有角的大红牡丹花被子上一个鸳鸯戏水枕头,铺饰得板板正正的蓝格子床单上一块花好月圆枕巾,床对面的墙上挂一面椭圆的大镜子,亮闪闪的梳妆台上放一大瓶雪花膏和两把牛角梳,国漆的衣柜拭擦得光可鉴人,床和柜子的交角挂一幅月白色的帘子,不用说,那里面是马桶。扣子很快就缝好了,她一边帮我穿衣服一边数落:“看你瘦得皮包骨头,没有好好吃饭吧?”离得这么近,她身上的气味特别好闻。母亲几乎没在家吃过饭,我在楼下角落里用三块砖支起天下最简陋的灶,柴是自己上山砍的,因为我家没有购粮本,八分七厘五一斤的米由母亲请人去买,新鲜蔬菜我洗不干净又不喜欢吃什么黄瓜南瓜,绝大多数时间是两分钱一块的豆腐干或四分钱一两的淡干鱼,那时候一斤是十六两,放点盐用辣椒煮煮就行,所以我个子总是那么矮,越长越像棵豆芽。“还没吃饭吧?就在这里看书,今晚就不用自己做了,我爷娘到亲戚家吃生日酒去了,一个人吃饭不热闹,你陪我吃吧。”她下楼淘米做饭又到菜园里摘菜,不一会,小桌子摆上绿油油的春不老、红通通的苋菜、黄爽爽的扁豆,炉锅里的饭不算少,菜的味道真好,我吃完她就给我添,很快就三碗下肚了。奇怪,她怎么就吃得那么慢呢!不是说我没好好吃饭吗?就好好地吃给你看,盛到第六碗的时候听到刮锅底的嘎啦嘎啦,不好意思再要了。“饱了吗?”婉芳姐的声音有些颤抖。“饱了。”其实再吃两碗也没问题,我得意地看看她没想到她的眼睛里噙满泪水,我不理解她何以泪眼盈盈:“怎么了?”她没出声,把身子背了过去好久才转过来:“子如,以后只要姐姐在家你就到这里来吃饭好吗?”晚上我把到陈家吃晚饭的事告诉了母亲,母亲说:“记住,以后再也不要去麻烦人家。”过几天,婉芳姐给我家送来一竹筒茶油:“你们家没有购粮本就买不到油,刚好亲戚给我家送来一点,给子如多吃点油水吧。”母亲感激地掏出钱:“实在没地方买,这钱一定要收下。”但是婉芳姐说什么也不肯收下。那两本《水浒》当然很快就看完了,揣摩这用牛皮纸包裹得非常小心的书,虽然纸张微微泛黄但没有一点折叠的印痕,每一本里都有一张精致的书签,扉页上不知道谁写着龙飞凤舞的“凯文”二字,还书的时候我问婉芳姐,她笑而不答。传来了母校要办初中班的喜讯,升学考试就在龙庵完成。我请求高小的班主任谭老师帮我找来学校毕业班大考小试的卷子,一一做完后请老师批改,老师说我有进步。又逢大比,我满怀信心地答完试卷坦然地等待放榜。放榜了,我榜上有名但排名最后:备取两名但骆楚雄的名字在我前面,至于那录取通知书就用不着看了。新生报到为期三天,由于家距龙庵数里乃至数十里的学生居多,除家在龙庵者都只能寄宿。山乡经济贫困,寄宿生的伙食费历来难于收缴,所以学校规定初中班学生必须交足全学期学杂伙食费四十二元的一半。第二天就有个家里没钱的学生说准了放弃,骆楚雄高高兴兴地报到去了。学生们挑着担子陆续来了,我像只进了蒸笼的螃蟹急得眼睛都凸了出来。第三天我母亲推了一天生意在家等候通知,直到下午四点半,喜滋滋的谭老师来到我家:“方子如啊方子如,你要是不发奋就老天爷都对不住,九十个新生来了八十九,剩下个娇气的独子一定要家里把学费给齐了才肯来报到,家里实在没办法才叫你死里逃生,是不是老天照应?”那天婉芳姐正好休息,陪着我母亲长吁短叹。得到这个喜讯我们一起兴高采烈:“走,我陪你去报到!”我这才成为完全小学附属初中班最后一名报到的学生。为我办手续的是初中一班的班主任蒋老师:“你就是方子如?”但是我太高兴了,一点也没发现他那不寻常的眼光。婉芳姐在回来的路上说:“要是你的班主任是这位老师就好了。”“为什么?”“看样子他蛮喜欢你。”“我怎么看不出来?”“不信你看。”果然被她说中。后来我才知道:不是没考好,是我爸爸带来的出身不好。我的作文分数最高算术也名列前茅,韦校长说只应该录取工农子弟,反革命的后代即使考一千分也只能老老实实回家种田。阅卷老师们认为孩子无辜,成绩又如此之好,不录取说不过去。争来吵去,教导主任折衷成两名备取生的第二名,骆楚雄是镇长的儿子当然排名在我之前。母亲恍然大悟:这韦校长是前年从外地调来的,动不动就训斥学生,对老师也没有起码的尊重,不像是个教书的人。去年就是他带学生去县里考试,儿子名落孙山就一点不奇怪了。我考上了中学,母亲的生意也没有休闲的时候,按理是心满意足了。但是母亲脸上失去了笑容,一个学期还没完便只身去了江城,谁也说不清她是为什么。我在学校寄宿惯了,即使母亲在龙庵也是吃住在学校,虽说粮食统购统销之后要求定量,大桶管够的甄蒸饭变成了一人一蒸钵,自报几两给几两,分别对我没有什么大影响。倒是婉芳姐认为我是天下最可怜的孩子,每逢休息就到学校把箱子里的衣服翻一遍,脏的拿去洗破的拿去补,时不时还拖我到她家吃顿饭。五七年寒假过后我们如期到校报到,学校变化不小:校长韦奇杰成了龙庵镇的书记,好几位老师回家了,其中就有我敬重的谭老师,说是“在教师队伍里清除了这些右派分子”。婉芳姐也不到学校里来了,我觉得奇怪,星期天到她家去看看,发现婉芳姐瘦了,她父母也不像以前那样笑容满面,我以为是他们不把小孩子当回事,怏怏地准备告别。婉芳姐一把拖住:“到我房里去,吃了饭再走。”我只好和她上楼,坐在她的梳妆台前不经意地翻看《水浒》,她就坐在那花好月圆的枕巾上。“你问过我凯文是谁,他就是你姐夫,刚刚从北京回来。”“好啊,”我很高兴:“姐夫在哪里?”“叫他凯文哥。等会就来的,不过你不要讲什么,他现在心情不好。”我奇怪了:“能做我婉芳姐的丈夫还会心情不好?”不一会上来一个我没见过的大个子,穿一身志愿军特有的骑缝棉袄,端庄的国字脸额头很高,头发眉毛又浓又黑,大眼睛里不知道为什么满是血丝,虽然头发留得很长但举手投足很有风范,眉宇间显现出不凡的气质。婉芳姐站起来:“他就是对你讲过的方子如。这是你凯文哥。”我叫他凯文哥,他“嗯”了一声,一屁股坐到床上也不说话。陈伯娘在楼下叫吃饭,饭菜比平时丰富但五个人谁也不出声,这样的情形我还是头一回遇见食欲锐减,吃两碗就放下筷子告别去了骆楚雄家。龙庵还在春寒料峭之中,骆家的火塘烧得很旺,几个伯娘一边纳鞋底一边闲谈:“不知道遇到什么鬼,万千的好后生不知道找,偏偏要找个这样的人。”“没有本事还没有爷娘,狗毛拔不出一根,看他到哪里讨米!”“那好个妹子,白长个漂亮脸孔,等了这么多年,等一个这样的,心里不开窍咧。”“这孩子看样子挺聪明的,为什么叫人家开除了呢?”“右派嘛,听说比地主富农还恼火,只怕一辈子都出不了头。” ……我莫名其妙,拉起骆楚雄进了他的房间:“她们讲的哪个?”“哪个?讲的就是你婉芳姐!”“这个凯文哥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他出去得早。”骆楚雄出去拿来砂炒的红薯片、包谷米给我吃,对我讲起了这位凯文哥:“凯文哥姓刘,爷娘死得早,吃百家饭长大。陈家两口子没有生育,抱了个孩子就是陈婉芳,见和女儿同岁的刘凯文可怜,就供他和女儿一起读书。后来刘凯文的一个远房叔叔把他接走了,街上的人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过了好多年,刘凯文读高中回过一次龙庵就住在陈家。这次他被打成右派要遣送回原籍,他叔叔已经死了没地方可去,他自己要求到龙庵。回龙庵就回龙庵,没想到以前谁都没看上的婉芳姐自己要嫁给他,街上讲什么的都有。”我并不清楚右派是什么,既然连谭老师都是右派就不见得那么可恶。如今婉芳姐也自己愿意嫁给一个右派,怎么就会连讨米的地方都没有呢?我不以为然。别看我是初中学生了,人世上的纷繁复杂一点也不懂,母亲和老师叫好好读书我就乖乖地把书读好,别的都不往心里去。两个星期后我再去看望婉芳姐和凯文哥,陈伯娘眼泪扑啦扑啦地泣不成声:“走了,都走了。”我怅然若失。读罢初二,母亲为我办好了转学江城的手续,兴冲冲地告别老师和同学在城南读完初中,母亲坚决不准我填报普通高中的志愿,怒火中烧的班主任老师到我家大声责备:“哪有你这样的妈妈,儿子成绩这样好,不让他上高中读大学岂不误他终生?”母亲把当年考初中的艰难和盘托出:“老师,高中毕业他能通过大学的政审吗?仅仅一个高中毕业能够自立于社会吗?为他转学来江城我踏破了教育局的门槛,就差没给他们跪下,千辛万苦哇!”魁伟得如同鲁智深的班主任潸然泪下,默认我填报七个中专。还好,我被第一志愿的钢铁学院中专部录取,毕业后分配到钢铁公司,技术员、工程师、科长、主任地一路小官。父亲的冤案昭雪后还加入了共产党当了五年支部书记,直到知天命之年才脱身基层,为企业寻觅高科技经济增长点而舟车劳顿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但难得有机会来龙庵,我居然忘却了曾经给过我那么多关切的婉芳姐。又来到婉芳姐的摊位前,虽然一头白发满脸皱纹但轮廓依稀如旧,我昨天怎么就没认出来反而还以为她年过八十呢?她却认识我:“是子如吧?长得这么胖,昨天我想认又不敢认,晚上去看看,没想到那多的人。”“对不起,婉芳姐,我连想都没有想到你会在这里摆摊。”“老成这么个鬼样子你当然不认得。”她赶紧收拾摊子:“走,到屋里喝茶。”骆楚雄知道我希望和婉芳姐说说话:“你们姐弟几十年没见面,子如,等下和婉芳姐一起到家里来喝酒。放心,就自家屋里的人,包你不会碰到潘友安。”我怎么会知道潘友安和谁有什么典故?“不了。告诉胡雅莲,晚上我在婉芳姐家里吃,不要等我。”看得出来,婉芳姐对我的决定很满意。“我姐夫呢?”“死了,死了二十四年了。”她的悲戚不在脸上。“孩子都成家立业了吧?”“死了,比他爷老倌还死得早。”似乎随口而出但掩饰不了心里的凄凉。她把摊位上的七七八八搬上了自制的双轮车,我抢过扶手替她推着:“让我来推。婉芳姐,我真的把你忘记了,几十年都没有给你写封信、带句话,实在对不起。”“够了,有这句话就够了。子如,我真的怪了你好多年!还就是不信你方子如不来看看我?来了就好,你婉芳姐死了也可以闭眼睛了。”双轮车推到江边,两栋房子之间夹着杉木皮房顶:“到了,这就是我的家。”婉芳姐掏出钥匙打开锁,我把小车推了进去,不小心撞上蜂窝煤灶,灶边是放炉锅、铁锅、水桶的架子,墙上挂一个小小的碗柜,架子旁边的空隙仅仅可以通行:“有六尺宽呢,就我个老不死的能睡觉就够了。进去,到里面坐着讲讲话。”婉芳姐现在的家让我想起了她的闺房:三合土的地上平平整整,石灰刷的墙和纸糊的棚顶一尘不染,条凳上搁几块木板取代了舒适的架子床,依然是兰格子床单牡丹花被面和用竹篙子支起来的夏布蚊帐,床单上一块枕巾被子上一个枕头,没有了光可鉴人的衣柜和梳妆台,桐油油的木板箱上放着三本用牛皮纸包得板板正正的书,依然是那套写着“凯文”的《水浒》。旁边一个小小的椭圆形镜子,热水瓶边的杯子里放着牙膏牙刷和一把干干净净的木梳,当年的雪花膏瓶没有了。除一盏十五瓦的白炽灯外没有任何家用电器,床底下露出脚盆和马桶。她用热水瓶的水给我泡了一碗茶:“没有好茶叶也没有芝麻,将就一点吧。”为了让她高兴,本不怎么喝茶的我赶紧多喝几口:“在外这多年忘记了怎么吃芝麻茶,在家也是这样喝茶,好喝。”“嘴巴里怪你其实心里想你。”她盯盯地看着我:“这天底下值得我记挂的人没有几个了。男人死了,儿子死了,爷娘死了,亲人一个都不在了,也不晓得你在哪里。一个人睡在床上想,要是方子如来看看我就好了,没想到你真的来了,昨晚一夜都没睡着呢!”“婉芳姐,那年你怎么一声不响地不见了呢?”“唉,对我爷娘都没讲怎么会告诉你呢?你如今也是五十好几的人了,好多事没有对人家讲过,都告诉你吧。你姐夫是哪个害死的?不晓得吧,说到底,是你我两个人把他害死的。”我不禁愕然。陈婉芳一点也不知道刘凯文从小就喜欢自己,两个人在一个屋檐下住一口锅里吃地生活了近三年,虽说两小无猜但这情结无法割舍,那年刘凯文回龙庵就是为了向她表明心迹,他叔叔不是很有钱,刘凯文把自己唯一的也是最喜欢的那套《水浒》送给陈婉芳,她不知道看了多少遍。刘凯文高中毕业就赶上抗美援朝,凭着一腔热血报了名,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但没能去打仗,因为他会吹笛子会拉胡琴而且文才很好,被分配到志愿军文工团吹拉弹唱去了,虽然也经历过炮火硝烟,但毕竟没有进战壕打过枪、上阵地拼过刺刀,而是穿行于各个战场慰问战友,是“最可爱的人”所欢迎所盼望的人。文工团多的是姐姐妹妹,她们都喜欢这个英俊潇洒聪明活泼的小伙子,但刘凯文心里就一个陈婉芳,他认为陈婉芳听得见自己倾注了全部情感的每一首曲子每一首歌。他没有把自己参军上前线的事告诉陈婉芳,他不愿意心爱的人为自己提心吊胆。直到上甘岭战役之后他才写回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告诉陈婉芳不要为自己担心。朝鲜战争终以中朝人民的胜利宣告结束,刘凯文和战友们坐着轰隆隆的火车跨回了鸭绿江,好几个父母身居高位的姐妹希望和刘凯文成为更亲密的战友,刘凯文拿出陈婉芳笑眯眯的一寸黑白照片:“我是她的童养婿”。报考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圆了大学梦。快毕业的时候赶上“帮助党整风”,想起陈婉芳信里讲的“这孩子考试成绩第一却备取倒数第一”觉得匪夷所思,便以此为例写了一张《不妨学学曹孟德》的大字报:“……曹操大胜官渡之战,缴获袁绍机密文书,发现曹营中与之阴交者不少,有人建议严查,曹操则下令付之一炬,曹营人心归一,自此竟无一降敌者。我们共产主义者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胸襟应该比封建官僚的曹操宽广得多,镇压反革命当然必须,但对其无辜后代又何苦株连?我以为这样的校长不配为人类灵魂工程师……”云云。结果被冠之以“恶毒攻击党的教育路线”划为右派遣送回原籍。党籍开除了,毕业证不给了,前途渺茫了,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他烦躁,他懊恼,酷爱整洁的他变得不修边幅,酷爱音乐的他变得讨厌声响,酷爱文学的他变得怕见文字。但陈婉芳叫他回到龙庵来,回来就结婚,长相厮守直到永远。听说老战友将被遣送回原籍,在北京的姐姐妹妹们找到了在未名湖畔扼腕顿足的刘凯文,不由分说地把他拖到全聚德吃烤鸭,机关枪一般的安慰言辞之后一个个倾囊以壮行色,直到深夜才唏嘘相别。当时的人们还没有后来这么高的政治觉悟,对右派这个新出现的反革命品种还没有太深仇恨。但刚刚“高官得做骏马得骑”的韦奇杰是因为反右有功而提拔起来的年富力强者,恨不得每天都能搞出连毛主席都伸大拇指的业绩来,上任的头一件事就是大张旗鼓地宣传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伟大胜利,把龙庵籍的右派分子集中起来“向人民认罪”,限令他们写下“洗心革面”的书面保证广为张贴,人们对“开除”是忌讳而且鄙视的,刘凯文不得不面对众多的白眼。陈婉芳的父母怎么受得了这个?原来的默认变成了进退两难的私订终身。突然的贬值叫刘凯文失去了自信,陈婉芳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会不会贻误陈婉芳的终身?他说不清楚,陈家对自己有大恩万不能连累。但陈婉芳一点不犹豫:“我不管你是左派右派,就知道你是我男人。”果断地从三十六计中选择上计:“龙庵容不下我们那就走人,你到哪我到哪,如果你丢下我,我立马跳城墙岩!”刘凯文的生命火花被重新点燃,捆上简单的行李,天蒙蒙亮就在问心亭等候私奔的陈婉芳。喷薄而出的朝阳带来满天彩霞,陈婉芳挟一个就几件换洗衣服和三本《水浒》的小包袱来了,临行在梳妆台上留张纸条:“对不起你们,我心里只有凯文,下辈子再报答二老。”到哪里去呢?两个人都没有底。沿江走了二十多里,有一条通向大山的路,管他的,就从这条路进去,还就不相信找不到归宿!路越走越窄,山越爬越陡,直到傍晚才见到个三家茅屋的小湾子,没吃过苦的陈婉芳实在走不动了,刘凯文放下行李去打探,一对衣衫褴褛的老夫妇正在火塘边吃薯米饭。“请问老人家,这是什么地方?”“神仙洞。”“这地名倒是叫人听了蛮舒服。”“舒服吧,方圆十几里没有人烟,天高皇帝远,菩萨在身边。我们也是摸到这里,就叫它神仙洞。”“有没有多余的土地?”“多得很,只要舍得吃亏饿不死人。”“我们两个人到这里给你们做伴,不讨厌吧?”“哪个讨厌哪个?就怕过不惯。你自己种地自己吃,碍我们屁事!”“借宿一晚可以不?”“那边是间空屋,”老头指了指前面的一座茅屋:“原先住家的走了,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真是天从人愿,兴冲冲地进了那座被人舍弃的茅屋,好好的房子,厨房厕所俱全,竹床木凳都在,就是煮饭种地的工具都被带走了。此乃天赐的洞房,他们决定在这里开始自己的生活。早上起来,刘凯文心潮澎湃,在《水浒》的扉页上笔走龙蛇:我应该用凤凰羽编织幔帐,我应该用金刚石砌筑新房,坐上孙悟空驾驭的九龙车,去迎接,去迎接我的新娘。洞房里装饰着满天星斗,彩球就是那圆圆的月亮。连绵起伏的山峦为我们欢呼,生机勃发的树木为我们歌唱。 是谁烹调了如此豪华的盛宴,是谁酿造了如此甘冽的琼浆,是谁撰写了如此隽美的文字,是谁演奏了如此铿锵的乐章。谢谢了,谢谢生养我们的皇天后土,谢谢教导我们的慈严尊长,不知道我为什么如此幸运,上苍给了我这么高的奖赏。我会珍惜,我会报偿,用生命诠释我们圣洁的爱,用臂膀送给她一座自己的天堂。战友们的资助还剩下不少,陈婉芳也有相当体己,加起来竟有一百多元,向老人打听了哪里可以买到东西后两个人去置办了一趟家当,往返八十多里买来了锅碗瓢勺、刀斧锄钯、锯子刨子,再用粮票买了一袋米。山上有的是木头、竹子,刘凯文虽没有手艺却不乏心计,用新买的工具做出了许多有用的比如放碗的柜子、切菜的砧板,没有用的比如有鼻子眼睛的大脑壳木娃娃、猫不像猫狗不像狗的树蔸子,陈婉芳坐在一边笑眯眯地醉了:自己没有看错,刘凯文是个有本事的好男人。原来的屋主人留下好大一堆柴禾,火塘烧得很旺,泉水就在屋后面淙淙地流淌,陈婉芳把新炉锅煮了一遍又一遍,那白开水是那样的清冽甘甜。咳,怎么忘记买盐呢?第二天清早刘凯文爬山涉水去买盐,遇见有人卖野猪肉,他毫不犹豫地买了一大块,顺便打一竹筒酒,把两家邻居请来围着火塘的梭筒钩子吃了一餐“和食”,希望日后和睦相处。那白发苍苍的老两口已是熟人,另一家却是一对没有孩子的壮年,女的浑身溜圆还喜欢讲话,男的瘦骨嶙峋,他堂客叫他“哑巴”,一声不吭闷着头喝酒,像凉水一样喝得咕咚咕咚,酒竹筒很快就底儿朝天。“后生子,”那胖胖的女人很豪爽:“听讲话就晓得你们是读了书的人,不是遇到麻烦不会进到这山里来。要收成还得到八、九月,你两个不能不吃饭,这点米能吃几餐?不碍事,红薯脑壳有的是,包谷高粱也多得很,我们这里供得起,就是没有大米。你们不是光吃红薯包谷的人,我看哪,多种菜,拿菜去兑米,妻好贴夫半,菜好贴饭半,我粗人讲粗话,你们的日子就只好这样过。”“婶娘讲得对,”刘凯文很感激:“我是个落难的人,但我妻子并不因为我落难而嫌弃我,我不能亏待她。书生百无一用,不过我不怕吃亏,以后请你们费心教教我,种菜,兑米,喂点鸡鸭猪羊,采点野味山珍,想必饿不死。”“冤枉一肚子书哇,”老头不停地抽他的竹根烟袋:“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啊,你们太年轻了,做事也不认个高低,只要不是砍脑壳的麻烦,该低头的时候就得低低头,不要赌气,你看你们细皮白肉的,何苦跟我们一起熬呢?唉!”老太太想法不同:“尽讲些不放油盐的话,要是有办法人家自己不知道过自在日子?没有办法才到这一步,当年你还不是闯了祸才躲到这里来?没事,妹子,我们两个婶娘会帮你的。”陈婉芳估计他们误会了,以为她和刘凯文是什么犯了天条的江洋大盗 :“其实我们没有犯法,他在学校里讲直话犯了禁忌,又不肯看人家的脸色才到这里来的。”一五一十地对他们讲了自己的故事。这餐和食吃得好,以后三家人真的就像一家子。“你凯文哥可是吃了太多的苦呢,” 婉芳姐沉浸在往事里回不过神来:“他知道我吃不惯红薯包谷,吃了就吐酸水,硬是没听老头子的劝告,一锄头、一锄头把个山坡整出一丘田,他想种谷子让我吃大米饭。插秧的时节跑几十里拣来别人多余的秧苗,高高兴兴地插上了。没想到这里的泉水六月天都冰凉,那禾苗长得像香扦子一样,不分蔸也不出穗,老头子笑得肚子痛:‘犟吧,我讲了没有用,你偏偏不信。’不过也好,鸭子有了找食的地方,买来的四十只鸭仔子毛茸茸的蛮好看,喂到后来剩下二十六只,那不长谷的田里多的是蛤蟆、蚱蜢,鸭子在那里头嘎嘎地到处钻,长得好快,鸭婆子一天一个蛋,圆溜溜、白汪汪地好逗人爱咧。”刘凯文拼命地劳作,披星戴月地垦荒地,砍柴禾,挖冬笋,点包谷,插红薯,种蔬菜,兑大米,为了让妻子高兴,劳累了一天的他还打起精神吹笛子拉胡琴给陈婉芳听。陈婉芳也不肯闲着,打猪草,喂猪食,煮饭菜,洗衣衫,把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日子过得艰难清苦,但两口子乐乐呵呵。但是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刘凯文被五花大绑押回了龙庵。不是他有什么过失,是韦奇杰阶级斗争的需要。刘凯文不见了?这还了得,他是右派,必须在革命群众的监督下劳动改造,怎么能叫他跑了呢?还拐骗走一位天仙一样的少女,真是罪恶滔天!韦奇杰没办法容忍阶级敌人的肆无忌惮。但是两个人像蒸发了似的没有踪影,虽然他作了许多努力,苦于没有人支持,这口气憋在肚子里快一年了,对刘凯文的仇恨颇有刻骨铭心的味道。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终于叫他发现了刘凯文的踪迹:有人在五十里外的邻县见到刘凯文用鸭蛋换大米,韦奇杰喜不自胜,立即派人设法抓获。刘凯文哪里知道会大祸临头?人家跟踪到神仙洞,半夜里来了几十杆梭镖,七手八脚地把他捆得像个粽子。陈婉芳哭哭啼啼,心慌意乱加上黑灯瞎火,不知道摔了多少跟斗,鼻青脸肿地跟着摇曳的火把回到龙庵。刘凯文被关进了镇政府里面的谷仓,韦奇杰下笔惊鬼神,罗列了诸如恶毒攻击党的方针路线,抗拒无产阶级专政,拐骗妇女,破坏森林,逃避改造等整整十条罪状,星夜派人报请县公安局逮捕法办。他高兴得脸通红:“终于叫老子打到一只三百斤的野猪,娘的,说不定过几天省里的,不,北京的人民日报,就会用头版头条登出来,我韦奇杰的龙庵就会名扬天下!”听说还养着好多的鸡鸭,猪栏里还有猪,他恨不得大声唱歌:“去,梭镖队赶紧出发,统统没收,鸡毛都不许留一根!”陈婉芳的父母没想到“下辈子报答二老”的女儿深更半夜披头散发地回来了,妈妈高兴得直流眼泪:“别哭别哭,我给你换件衣衫。”一大早,一家三口到骆镇长家请求“救救我那女婿”。骆楚雄的父亲骆喜根自解放起就是龙庵的镇长,还没遇到必须半夜里派梭镖抓人的事,这刘凯文本是龙庵一条街的人养大的孩子,犯了你韦奇杰的哪一条?爬起来去了镇政府。去执行“没收”任务的民兵们刚出门,韦奇杰一脸的高兴:“你来了好,正打算去叫你。你年岁大些,昨晚就没有惊动,那逃跑的刘凯文被我抓获归案,县公安局的人马上就会来。”听说公安局的人马上就来,骆喜根也不好说什么:“都没吃饭吧?俘虏也要给饭吃嘛,枪毙也没听说叫别个打饿肚的。”韦奇杰估计骆镇长对这件事不算赞同,不过他有恃无恐:“这是件通天大案,我忙得要命,自己都没吃,哪里管得了他?”“解放军进龙庵的头一天就对我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不能犯错误。这样,你忙你的,我去给他搞点饭吃。”他知道人只可能关在谷仓里,他的荷包里也有钥匙,不管三七二十一,打开门看到没松绑的刘凯文,三扒两下解开绳子,但刘凯文被捆麻木了,站都站不起来。“孩子,在这里不要动,我会想办法的。”锁上谷仓上街端来一碗肉丝面,逼着刘凯文把它吃掉。“马上就会来”的公安局并没有代步的马,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六十里到龙庵。韦奇杰派去的人递上报告,局长武忠良看完就决定亲自前往。去神仙洞的梭镖们早就满载而归,韦奇杰下令立即处置,顷刻间鸡叫猪嚎,鸡汤的香味很快就从镇政府厨房向小镇弥漫。龙庵没有固定的肉食供应来源,自骆镇长就任开始,每个月买头猪杀了,砍成一份份地分给每家每户,买猪的钱平摊,一分钱不赚,一分钱不折。今天韦奇杰有了不花钱的猪,叫人敲着铜锣从街尾喊到街头:“分肉了,交三块钱,五斤肉一只鸡,一家一份,晚了就充公了!” 武局长天黑才到龙庵,韦奇杰迫不及待地对武忠良喋喋不休。武忠良是打游击出身的老革命:“报告我看过了,罪名很大,证据呢?”“还要什么证据?北京大学寄来的档案里写得清清楚楚,右派分子,不恶毒攻击党的方针政策会是右派?我对他们讲得明明白白,必须老老实实接受监督,老老实实改造自己,他不当回事,逃跑就说明他是对抗。我代表谁?政府,政府是什么?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国家机器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对抗我意味着对抗谁?他这是尿桶里寻大粪,找屎嘛,还要多少证据?”“拐骗妇女是怎么回事?”“那妇女叫陈婉芳,现年二十三岁,是龙庵最漂亮的姑娘,居然遭了刘凯文的毒手。那姑娘是皮纸厂的工人,家里的独女,条件好得不得了,怎么会自愿和他这样的阶级敌人同路呢?原因只有一个,拐骗。”“这姑娘控告了刘凯文吗?”“还没来得及问。”“能不能让我见见这个陈婉芳?”“没问题。”叫人喊陈婉芳,殊不知两只眼睛红得像桃子的陈婉芳就在门口,立即到了武局长面前。“你就叫陈婉芳?”“嗯啦。”“讲讲你和刘凯文之间的情况好不好?”“刘凯文是我男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一起读书,他没有父母,在我家住了三年,街上的人都知道。他到朝鲜当兵,在北京读书,讲错了话,就回来务农。务农就是作田嘛,我两个就去作田,我们凭自家的劳动吃饭,蚂蚁都没有踩死一个,犯了哪条国法?”噼里啪啦越讲越快,武忠良心里有数了:“有没有人强迫你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没有。人民政府讲了婚姻自由,虽说我爷娘不太满意,昨晚上也认他了,认他这个女婿。到神仙洞是我叫他去的,我和他一路去的,要关就把我两个关到一起,要砍脑壳也一起砍。”“回去吧,没人砍你们的脑壳。” “我男人呢?”“明天再说吧。”武局长还得给韦奇杰留一点脸面。武忠良和韦奇杰在办公室谈了很久,到头也没有去喝那煨在锅里的鸡汤,半夜里敲开骆镇长家的门,炒两碗剩饭吃了,第二天早早地回了县城。刘凯文是中午放回来的,进门扑通一声跪在两老面前:“凯文对不起二老,对不起婉芳。”看到他胳膊上被绳子勒出来的血印,老泪纵横:“起来,没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到床上睡一觉,啊!”他们家也有一份肉,那没长成气的猪没有一点膘,妈妈和女儿用酱油烧得满屋生香,爸爸到小铺打了酒给女婿压惊。菜刚上桌,一脸阴沉的骆镇长来了:“回来了就好。唉,这些畜牲,这么小的猪也杀得下手,好像一辈子没吃过肉!”高兴的陈婉芳莫名其妙:“您老讲哪个?”“哪个?婉芳,这猪是你两个喂的呀,鸡,鸭子,猪,都叫他们作践了,还一家一份交三块钱,丧尽天良的东西!凯文哪,刚才开会讲了,规定你不准走远了,也不准在街上住,要你搬到问心亭去接受管制,周围五里为界,多出去一寸也要向他书记报告。没有办法,你还得听他的,鸡蛋碰不过石头,你得忍一忍。”再没有人讲话,也没有人动筷子。神仙洞在五里之外,那里当然不能去了,可行李还得搬回来呀,刘凯文不愿意去报这个告,陈婉芳找到韦奇杰:“不准刘凯文走出五里,神仙洞的东西是不是请你帮忙搬过来?”“叫他自己去,”韦奇杰没想到头一天就要破他的规矩:“回来就搬到问心亭。”两个人回到生活了近一年的茅屋,简直惨不忍睹:屋里的一切都被翻个底朝天,整齐的生活用具摔得乱七八糟,用心血喂大的鸡鸭猪洗劫一空。那两家人也没办法帮忙收拾,见他俩回来了,既高兴又意外:“怎么放了你们?”“怎么舍得放过我们哪,不准出来了,只好搬回去。”“回去好,不得了就是扳足劲作田呗,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做,哪里都有蛇咬人,哪里都能过日子。你们年轻,会有出头的一天。”“谢谢你们了,隔得不算蛮远,有空去玩。”“会来的。”神仙洞虽然清苦,但自由自在,可是人家就是不允许你自由自在。两口子一担挑起剩下的被窝铺盖、锅碗瓢盆,一步一回头地走了。回到龙庵,下力气把这不是住人的地方收拾得能够住人。龙庵曾经出过一位在皇帝面前都说得起话来的大官,江对岸有巍峨的官厅,解放后被用来做粮仓,老百姓难得进去。官厅的下首有座高高的七星岩,不知道哪朝哪代建起一座颇有气势的七级石宝塔。上首有三株三个大人手牵手还抱不过来的大松柏树直抵天穹,三棵树长得一般粗、一般高并不出奇,但不枝不蔓笔直地一模一样就难得了,很像敬菩萨的一束香插在江边,人们叫它三炷香。七星岩对岸有座巨大的悬崖与之隔江相望,像城墙一样雄峙江边,一条纤道通向崖顶,胆小的人根本不敢上去,当然被称之为城墙岩。城墙岩底下有大路,拐个一年四季见不到阳光的弯再走百余步就是问心亭。问心亭的故事一直是家长教育孩子的美谈:有媪家贫且无收益,于道侧摆茶摊维持生计。其子好读书束修不继,摘枯枝习字砂砾,采萤火夜读弱光。后来高中为官,俸禄悉数奉母。清正勤廉,官声甚佳,皇帝召见,奏对颇得帝心:“卿学而致用,良臣也。”赏百金。母曰:“谁为路人沏茶?”子倾家资于卖茶处筑茶亭名问心。问心亭没有亭子常见的飞檐翘角、斗拱雕梁,一栋孤零零的砖瓦屋宇和民居差别不大,两头的山墙挡住隆起的屋脊,长长方方的像个火柴盒,没什么装饰。大路从亭中穿过,临江一面有宽宽的空档,档两头各有一房,估计是官员停轿打尖之处。靠山的一面是长长的板凳,亭子多长凳多长,系行人倚栏歇脚之所。空档上方悬挂一块木匾,镌刻着“问心亭”三个大字,落款是道光年间一位道台。这茶亭年久失修,墙上看得出一条条漏雨的痕迹,刘凯文扫去屋内厚厚的尘土,爬上屋顶挑漏捡平破损的布瓦。但门窗早就没有了,怎么住人呢?还是陈老倌有心,请来木匠瓦匠,带来木头砖头,叮零咣啷几天,问心亭变了模样:空档变成住房,房间加上门窗,墙壁刷上灰浆,改出厕所厨房。老两口卖掉了街上的房子,搬来碗柜衣箱,支起火灶水缸,和女儿一起生活。翁婿俩修起一条方便挑水洗衣的路,问心亭木匾下的茶缸、竹舀恢复了茶亭功能。骆镇长过来看看:“没想到比我家里还宽敞。”皮纸厂早就公私合营了,陈婉芳大半年不上班,早就除名了。虽说遭强迫回到龙庵失去了神仙洞的自在,但城镇户口者自有粮油供应,陈婉芳再也不会因为吃不惯杂粮吐酸水了。两个人总不能靠父母的那点工资过日子,刘凯文动手开荒种地。有了神仙洞的经验,他晓得怎样把握了,大路边长长一条荆棘丛生的平地相当肥沃,他知道放火烧荒会遭来非议,便一刀刀砍去茎叶,一蔸兜刨去根须,后半截种上红薯包谷,前半截撒下菜籽瓜秧,谁还能说这也犯禁忌?他哪里知道,伤神事儿在后面呢。大跃进的号角早就吹响,大办钢铁的阵势早就摆开,韦奇杰对他多的是关照,只不过现在还没到时候。韦奇杰在忙什么呢?在抓钢铁。中国要用十五年赶上英国,指标就是一个钢铁,一个粮食。一九五八年的钢产量要在一九五七年五百多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搞到一千零七十万吨,全国如火如荼,龙庵的江对面那座用人力鼓风的冶炼厂成了全县最有面子的王牌。一座炉子怎么能搞出名堂来呢?韦奇杰在绞尽脑汁:地下的矿石当然取之不尽,炼成铁必须要用炉子,建炉子要钱哪,龙庵实在太缺少那花花绿绿的人民币。他打了无数的报告,县里就一句话:“自己想办法”。想过来想过去,他想起了三炷香:这大的三棵树,砍翻了可以卖多少钱?少说也可以搞他十座八座炉子。白龙江流域称专门砍大树的匠人叫“盖匠”,他们有技术和能力砍伐各种各样的树木并加工成板子、方子。但远近的盖匠都不敢接受这桩生意:“神树,动不得,动了会断子绝孙!”偏偏那时的盖匠里没有一个党员也没有一个“坏分子”,他们不愿意赚这笔钱,比韦奇杰大十倍的官也没有办法。虽然那时候还没发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紧箍咒,但韦奇杰“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对象:“娘的,把这些右派分子留着干什么?”于是,右派们一个个到镇政府集合了,当然少不了刘凯文和谭老师,且刘凯文因为最年轻而被指令为“组长”。刘凯文的“组员”一共十二个,几乎全是教师,拿起韦奇杰给他们的大锯和斧头坐渡船过江,稀稀拉拉地来到三炷香下。真是难得,右派们自从戴上这顶万劫不复的帽子以后,见了面也不敢相认,现在来砍树,韦奇杰也没派人监督,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机会,相互间也逐渐讲起话来。谭老师是刘凯文和陈婉芳的启蒙老师:“谭老师,身体还好吗?”“还好,你……”“在北大贴大字报讲了小师弟方子如的事,划了个右派。”“这么巧?我也是为的这桩事,害了妻子儿女。”“我不觉得我讲错了什么。”“千万别做声,这种话再也不能讲了!”“相信有雨过天青的时候。”“砍树,砍树吧。”“古树是受保护的,在北京谁敢动它们?我们是在做千古罪人哪!”“要砍你的脑壳也是他们一句话,违抗不了哇!”谁也没砍过树,这么大的树怎么砍呢?右派里有位数学老师:“树的直径大约一米五且与地面垂直,假设这一点是断口,”他比划着树根上面一点:“我们希望它往南倒向江里,就从北面沿四十五度斜线切割下去,砍伐量最小。”没有争议,地上多的石头,搬来搭起台子,大锯从离地一米六高的地方沿四十五度斜线哧嚓哧嚓地来回拉扯,血一样通红的锯末随着锯片飞出,十二个人不断地换班,一天过去,只拉出一道不深的缝。韦奇杰在渡口等着:“刘凯文,怎么一棵都没砍倒?” “主要是树不服从领导,书记要是亲自去砍,树就会自己倒。”刘凯文给他一包锯末。“你……”他一下子无言以对。右派们回家了,韦奇杰打开纸包看到那血一样的锯末,惊异得说不出话来。不过他很会安慰自己:“你们右派本来就该断子绝孙,怎么也搞不到老子头上来!”第二天继续锯,拉扯的行程越来越短,锯片竟然下不去了,刘凯文在神仙洞有过锯木头的经验:“中间的锯末出不来,我们得把这半边的去掉。”取出锯片,横着拉将过去,一上午才去掉那一大块,日月精华聚结的珍贵古树啊!一连锯了四天,才到三分之二的地方,一阵北风吹来,大树嘎拉嘎拉地断开,轰地一声倒下了,树梢伸到江心,谁也没办法动得了这巨大的身躯。锯倒了第一棵,刘凯文吓出一身冷汗:如果不是刮北风,树倒向另一个方向怎么办?别人不顾我们的死活,自己还得爱惜这条性命,下一棵树得想办法控制控制。别的办法没有,得用木头把不希望它倒的方向支撑起来。支撑要用树呀,山上虽然有的是,但应该让韦奇杰发话。陈婉芳不知道刘凯文这几天在镇政府干什么:“这些天那王八蛋叫你们搞什么?”刘凯文不希望她担心:“学习。”不对,学习怎么会浑身汗臭?疲惫的刘凯文吃罢饭洗了洗就睡,陈婉芳看看他的手,居然尽是血泡,脱下来的衣服上有剩下的红粉末,闻起来还挺香,到底去干什么了呢?陈婉芳想象不出来。第二天又去了,陈婉芳跟在后面。“你跟来干什么?”丈夫第一次对她这么严肃。“我要看看你们在干什么。”“右派分子学习,你不能去!”“偏要去!”“不许去。”刘凯文深情地抱住妻子:“韦奇杰要我们砍三炷香,已经放倒了一棵,那里危险,你在屋里给我多做几样菜,打点酒,好不?”“砍神树会断子绝孙的,你怎么会干呢?”“有什么办法?断子绝孙才好,如果有了子孙像我一样只晓得害得堂客倒霉,还不如没有。”“你不想要子孙?”陈婉芳满脸是泪。“不想。”刘凯文的眼泪在眼眶里转。她把丈夫送到渡口,渡船上是那群无奈的老师。砍树的工作在无言地继续,中午了,陈婉芳挑来一担饭菜茶水:“吃饭,都是断子绝孙的人,活一天就吃饱喝足一天,我就不信菩萨只欺负我们遭孽的人!”“把这种世上难见的古树砍掉也的确应该断子绝孙,”谭老师无限感叹:“我们也算是知识分子,知道并没有什么神仙鬼魅,只不过在这里一锯一锯地破坏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而没办法阻止,心里像刀戳一样地痛。婉芳,你和凯文是跟我读的一年级,我对你们讲过为人要讲究道德品质,如今老师在干什么?怎样面对后人和历史?实在不敢想啊!”晚上,韦奇杰照旧在渡口等候右派们,见到倒在江心的那棵树,他高兴得很:“嗯,还有点起色,刘凯文,要抓紧哪。”“要给我们几根木头。”“什么木头?”“砍断的时候不晓得往哪边倒,打死人怎么办?虽说右派分子死了也是该死的,就怕别人误会你书记草菅人命,岂不影响仕途?”“山上有的是树,你不知道去砍?”“你不是讲我犯了破坏森林的罪吗?总不能知错不改嘛。”“好吧,你想砍几根就砍几根,我批准了。”“还是写个证明为好,别人不会相信我一个右派分子呀。”韦奇杰在工作手册上撕张纸,拔出钢笔就准备写,刘凯文说:“既然写证明就一起写,这三炷香也是树,请书记都写进去。”韦奇杰觉得无所谓,一挥而就:“兹命令刘凯文等砍伐三炷香等树木。韦奇杰。”刘凯文小心地将这张纸放进口袋里:“给历史留个书证。”半个月后,三炷香倒在江边,刘凯文们用斧头截去枝丫,那墨绿色的树枝带着无声的懑怨随波漂去,留下光秃秃的树干躺在那里。韦奇杰这才亲临现场:“刘凯文,怎么不锯断呢?”“书记,这木头你是自己用呢还是卖钱?”“什么意思?”“如果是卖钱的话,买的人需要多长?如果短了,他就不买了,如果长了,他会觉得不合算,你叫我们在哪里下锯?”韦奇杰觉有道理:“那就暂时不锯?”“这话不该我说。”总算是结束了这桩戮噬良心的差事,右派们虽然解脱了肉体的劳累,但无法解脱心灵上永远的愧疚。古树既然砍翻了,盖匠们就不再担心断子绝孙的惩罚,韦奇杰亲自去省城找到买方,盖匠们用他们的技艺锯断这庞然大物,做成木簰运走了。如果说举世罕见的古树是价值连城的宝贝,一旦锯成木头就仅仅是木材了。就像慈禧下葬时口里含的那颗祖母绿,如果一定要把它碾成石粉,也就和一般的石英砂没什么太大区别。三炷香裁成的木头的确卖了点钱,但远不是韦奇杰期望的那么多,加上卖猪肉的那些钱才勉强凑足建造一座炼铁炉的需要。经过韦奇杰多次坚决的请求,相关部门的反复交涉,冶炼厂划归龙庵管辖。劳改队撤走了,韦奇杰自认为学富五车,这炼铁过程的化学反应方程式他一看就懂,不就是把矿石和煤从顶上加进去,拼命拉风箱,铁水哗哗流出来吗?稍稍指导一下就行了。民兵们在他的指导下如此这般,到第四天,虽然还是那样烤得叫人难受,却没有那窜起的火花、殷红的铁水了。韦奇杰知道自己请不来劳改队的技术人员,只好让颇有人缘的骆镇长去给人家陪笑脸。那警官总算给了面子来“看看”,回答得叫韦奇杰差点晕了过去:“冻住了。”怎么会呢?可人家是有官衔的警察,县委书记还毕恭毕敬地在拜将台上请他做大办钢铁指挥部副指挥长,韦奇杰好不容易憋住这口气没有胡说八道。骆镇长问那指挥长怎么办,警官淡淡一笑:“扒掉。全县都在忙,我下个月抽空再来看看。”说完就走了。现在是月头,韦奇杰多的就是志气:“总不能把脑壳夹在别人裤裆里,就不信死了张屠户会吃和毛猪,老子自力更生!”找来泥瓦匠:“一定要完成这比天还大的政治任务”。泥瓦匠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平常烧饭煮潲的炉灶嘛,要什么样子我做什么样子,这家伙见都没见过,不晓得往哪里下叉。”人家也是工人阶级,韦奇杰不能把他怎么样。革命领导干部还能山穷水尽?走途无路的韦奇杰想起了刘凯文和右派分子们:“给你们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刘凯文在石景山钢铁厂见过炼铁的高炉,那保卫工作做得何等严密?韦奇杰叫他带人“扒掉”冶炼炉,首先要防备别人诬以破坏之名:“书记,要我们扒掉就扒掉,不过你得给个书面指令。”“还要我给你画个押?”韦奇杰不禁勃然。“下指令怎么会和画押相提并论?我们是有罪的人,不敢越雷池一步,没有指令的事不敢做,我以为这是维护领导的权威。”韦奇杰只好拔出钢笔:“兹命令刘凯文等扒掉冶炼炉。韦奇杰。”炼铁炉虽然是“冻住了”,炉内依然燃火,顶上依然冒烟,最要命的是谁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结构,有没有危险。韦奇杰下了扒掉的指令,是扒掉里面的东西呢还是夷为平地?刘凯文心里很清楚:韦奇杰就是希望扒掉里面的东西尽快出铁,但根据他写的“扒掉冶炼炉”则完全可以夷为平地。他厌恶这个人,却想干好这件事。夜晚,他来到骆镇长家里:“骆叔,这件事弄好了是应该的,弄坏了就叫龙庵受损失。我不懂,看样子只有请那位指挥长教教才行,麻烦您带我去找找那位指挥长行吗?”“你何苦去替那个猪婆养的操心?连根扒掉,看他还怎么蹦?”“您也没办法叫他不蹦,但是如果糟蹋钱还不是镇上的?现在砍掉了三炷香,明天还不晓得祸害哪里,积极的办法是让他尽量少糟蹋。”“唉,你硬是个不是共产党的共产党,哪有这么多的大公无私?”“我可是在朝鲜战场上入的党,宣誓的时候外面还在打炮。”“有个屁用?一句话就把你开了。”“宣过誓就只能是永不叛党,在不在党员花名册上由不得我,我按党员要求为人也由不得他,只要心和党相连,就永远叛不了党。”“孩子,到了这个地步还能想到这一层,龙庵镇没有冤枉把你养大,好,明天一早我俩就去找指挥长,到县里出了韦奇杰规定的五里,你的假我批了。”骆楚雄一直在旁边听:“明天星期日,你们早点动身,我来告诉那些老师。”骆喜根和刘凯文去了县里,骆楚雄早早地到了冶炼厂,叫那些右派老师什么事也不要干,什么话也不要讲,一切由他来对付。果然,韦奇杰来得特别早:“怎么还不动啊,刘凯文呢?”“我爷老倌不准他们破坏。”“是我叫他们扒掉的嘛。”“你叫扒掉也是破坏。”“你小王八蛋晓得么子?耽误了大事你爷老倌也负不起责!”“你把炉子搞垮了,要哪个负责?亏你还当过校长,张嘴就骂人,读书读到牛屁眼里去了。哪个是小王八蛋?要不是我爷老倌交待我对人要讲礼貌,我就会讲你是个大王八蛋,你爷老倌是个老王八蛋,你娘是老王八婆,你祖老倌是总王八蛋!”周围的人忍俊不住。韦奇杰几时被人这样把祖宗三代都骂了?捋起袖子就要动手,骆楚雄冷笑着说:“好久没打架了,骨头都发痒。人若犯我我犯人,乡亲们,看看我楚哥身手如何!”是啊,这小子年纪不大,块头不小,据说骆喜根一身武功,还能不传给儿子?韦奇杰终于没犯傻:“你以为我会跟你打架?笑话,干活!”“我可是告诉你,”骆楚雄依然大大咧咧:“扫地清灰你随便,炉子不许动,哪个不老实,我就叫他当一回土鲤鱼。” 龙庵一带称穿山甲为土鲤鱼,啃泥巴特别有本事。骆喜根和刘凯文的诚心感动了副指挥长:“这炉子早就应该报废了,改建的经费也批下来了。你们韦书记狗屁不懂还以为自己是八臂哪吒,拼命要把冶炼厂归你们龙庵,那就拿去呗。这经费我还是给你骆镇长,不要叫他晓得了。改建的方案在这里,你们就自己搞,不清白的地方来问我。”刘凯文虽说也大学毕业,毕竟是文科看不懂图纸呀,副指挥长讲了那么多,他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也似懂非懂,满脑袋浆糊还提不出问题,可难坏了他。两个人从公安局出来去吃饭,他也没吃出萝卜和肉的味道有什么不同,高一脚低一脚地往龙庵的方向走,他想出了办法:“骆叔,我们回县里打个电话,我问问以前的战友,看他们能不能帮帮忙。”回头到邮政局,一个长途打到北京,那在朝鲜搭档唱《刘海砍樵》的妹妹顾延安星期天在家休息,冷不丁接到电话,问他是谁?北京大学中文系出来的到底善于表达,几分钟就把事情讲得清清楚楚:“……把技术资料用特快邮件寄给龙庵镇镇长骆喜根”。刘凯文脸上才有了笑容。韦奇杰居然不来过问“扒掉”的事了。不是他不想追究刘凯文到六十里以外的事,而是有了更要紧的任务:大搞人民公社,大步进入共产主义,骆喜根又主动接受了大办钢铁的事情,条件是书记不再插手。于是,刘凯文带着老师们按副指挥长的方案支撑起炉墙,一点点地掏空了下面的炉体,一锤锤地打开着结成一块的矿石、煤炭,一个个除两颗眼珠一口牙是白的之外,脏兮兮地一身漆黑。十天过去,特快邮件未见踪影,刘凯文心里在打鼓:“顾延安怎么回事?”到第十二天下午,三个人来到龙庵镇政府,一个人一个大背包要找骆镇长。韦奇杰说找他就行,可人家正眼也不瞧他:“我们是省冶金局的,领导叫我们与骆镇长联系。”没办法,韦奇杰只好派人把他们带到冶炼炉去见骆喜根。刘凯文正在炉子上抡大锤打钢钎哪,骆镇长过来拍拍他肩膀:“今天早点捡场子,洗洗回家多搞几个菜。”冶炼厂有蛮好的淋浴池子,右派们也练出了一套洗去浑身污垢的本领,很快就洗完回家了。刘凯文觉得奇怪:“骆叔怎么讲个半头子话,回家搞几个菜,什么意思?”晚饭早就做好了,热天不烧火塘,一家四口烧上木炭炉子,翁婿俩端起酒碗慢慢地喝,锅里是有滋有味的汤,刚摘来的蔬菜洗得干干净净,一筷子、一筷子地边吃边往锅里下,实在是享受。“来客了!”是骆喜根的声音。门又没有关,陈婉芳放下筷子赶紧起身:“请进!”没想到客人有四个,除了镇长,其他的没见过。打头的那个人直向刘凯文:“看你还认不认识我!”愣了一下的刘凯文蹦了起来:“哎呀,怎么会是你!请坐,请坐。这是我在朝鲜的战友万宇宏,回国后他被东北工学院冶金系录取,毕业分配到我们省。宇宏,这是我岳父岳母,我妻子陈婉芳。这两位是?”“叔叔婶婶好!弟妹好!这两位是我的同事,这位是搞生产工艺的老丁,这位是搞冶金炉设计的老李。那个顾延安呀,催命一样地一天三个电话,还叫我亲自到你这里来,要不然就别怪她开玩笑。”老头子插了一句:“还没有吃吧?”骆镇长笑笑说:“我领他们到我家去吃,端起碗就放下了,说是想早点看到刘凯文,你说吃了没有?”“来来来,接着吃。”老头子打开酒葫芦,老太太揭开菜坛子,陈婉芳系起围裙,顶棚上取下腊肉腊鱼,几个菜很快端上了桌子:“啊唷,刘凯文,你这是神仙过的日子呀!”“那你就天天来当神仙嘛!喂,你刚才说顾延安要开玩笑,你们怕她开什么玩笑?”“你还不知道?她呀,如今是组织部干部调配司的处长,在北京一个处长实在小得不能再小,不过人家管的事大呀,省军级的干部都在她管的那本账里,说是中央领导做主,事情都是他们办,开个玩笑还了得?”“你又不是省军级,关你屁事?”“我的上级必须听省军级的呀,天晓得她是怎么搞的,省里突然关心起你们龙庵的大办钢铁了,而且点名要我来,这不就来了?”“没想到我这个妹妹官运如此亨通。”“什么官运亨通?你呀,就只知道你是个童养婿。人家是谁?看她的名字就想得到,父母亲都是长征过来的高级干部,延安出生的她又到朝鲜搞了这么久,本想招你做女婿,你心中自有颜如玉,人家也不能搞压迫婚姻。但是人家心里记得你,你给她一个电话,简直比中央领导的指示还执行得快。不过也难怪,弟媳妇青梅竹马连心锁,锁牢童养婿;顾延安烈火硝烟战友情,情满北京城。唉,你老兄真是艳福非浅哪!”刘凯文隐痛难言:“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你老兄还是喜欢玩笑。”一阵闲谈之后,万宇宏不吐不快:“你大概想造福桑梓,其实龙庵搞钢铁的条件不怎么好,我们特地查了有关资料,铁矿煤矿都是含硫量很高的鸡窝矿,储藏量很小。交通又很不方便,除了白龙江一点有限的水力运输外,公路离你们几十里,铁路在几百里之外,更要命的是没有电力供应,搞钢铁的优势几乎为零,为什么要勉强?”万宇宏侃侃而谈:“看了你们的冶炼炉,实在不敢恭维,这种炉子大概和春秋时代欧冶子铸剑用的差不多,原始得叫人吃惊,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和刀耕火种没什么大区别,经济上是很划不来的。任何事情都要讲合算不合算,搞工业尤其要讲究成本,造福桑梓必须有科学态度,不能想当然。”“那你打算怎样向你的上级和顾延安交待?”“这正是我们为难的地方。顾延安那里好办,她是个明白人,这些道理对她一讲就不会坚持。问题是我的上司是些拿着鸡毛当令箭的人,如果你们龙庵的有关领导说我们工作不力怕艰苦,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不过话又说回来,花钱也不花我钱包的钱,你们坚持要搞,我就给你们设计,甚至还搞得漂漂亮亮,这不难。沉舟侧畔千帆过,你的教训叫人痛定思痛,搞顶帽子压在头上太难过,为什么要和自己过不去?”他一口喝掉那碗酒:“兄弟呀,我们是在战场过来的人,想起我拉胡琴你吹笛子的时候,那些听我们唱完歌就要去和敌人拼刺刀的战友们,是多么的单纯,多么的热忱,我如今为何变得如此势利?我自己都说不清楚。老先生和骆镇长在旧社会肯定吃过很多苦,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我们只能给她添砖加瓦,不能祸害败家。我是学冶炼的,多希望我们中华民族昂首于世界民族之林,多希望早一点超英赶美!但是看看现在这遍地的土炉群,还有砸了铁锅炼废铁的,这种尽是渣滓的钢铁能干什么?二十世纪了还开这种国际玩笑,想起来我忍不住掉眼泪。”“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是个糊涂虫,以为是富国强民大计,跟着瞎起哄,没想到还有这许多曲里拐弯。可眼下怎么办呢?”“我也没办法,刚才讲的还只能放在肚子里不能声张,大办钢铁是毛主席的号召,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举措,哪个敢说个不字?你更麻烦,右派帽子头顶上压着,人家看得不顺眼就会像捏臭虫一样地捏死你,千万不要当出头鸟叫人用枪崩了。想个没有办法的办法:这座炉子我们还是恢复,管他是不是钢铁还照原来的炼,再和顾延安商量商量,看她有没有好主意。还有,顾延安交待给你带些资料,我们带不少,既然是这么个情况,你拿了也用处不大,哪天拿过来,我在顾延安面前好交待。”“我看不错,”骆镇长说话了:“有事我顶着,想必不能把我怎么样。”“叔叔,谢谢您家的盛情,打扰了。弟妹,今天就算喝了你的喜酒,来而不往非礼也,找机会和凯文同去省城见见你嫂子,我们东北人只会包饺子,好吃不好吃也算是心意,权当是喝我们的喜酒,好不好?”“你太客气,红黑你们三五天也不会走,我再弄点菜,请你们和骆叔一起来好好喝个痛快。”专家就是专家,办法有的是:原来的炉墙是白云石加石灰夯出来的,烧了这么多年,结实得像铁一样,但是用水一浇,哗啦啦地自己散了,炉壳还是好好的。发电报请冶金局同事买来的耐火砖和专业砌炉师傅也同船抵达龙庵,几天就竣工了,原来用人力拉扯的风箱改成了电动鼓风机,莫邪干将时代的冶炼炉添加了电气元素,效果当然大有改善,居然在到处炉烟滚滚的钢铁大跃进中鹤立鸡群。开炉的时候,锣鼓敲得震天价响,爆竹放得满地生烟,向党请功的喜报送到县城,指挥部给予龙庵党委特令嘉奖。头功给谁?当然非韦书记莫属。这样的“现代化装备”当然不能由右派分子掌握,骆喜根是行政人员当然不能代表党的领导,韦奇杰满面红光地“亲自挂帅”,刘凯文们也当然地销声匿迹。骆喜根没去赶热闹,万宇宏他们要回去了,他要“陪客人游览龙庵名胜”。一行人坐上骆镇长自己撑篙的划子到白龙江上观光,廊腰檐牙的大官厅,依山傍水的七星塔,树毁蔸存的三炷香,鬼斧神工的城墙岩,最后才到形单影只的问心亭。陈婉芳忙碌了好几天,就是要让“难得来的客人尝尝山里的胃口”。一桌子见所未见的菜:圆鼓鼓的煎嘎子细嫩无刺,亮爽爽的熏麂子肉褐筋黄,红彤彤的炖竹溜肥糯柔软,脆酥酥的炸竹鸡满口生香,一条近两尺的整鳜鱼外焦里嫩,一钵堆上尖的坛子肉泛起红光,火锅里边吃边下新鲜蔬菜,瓦罐里边喝边舀松菌鸡汤,骆镇长带来的陈年老酒甘醇厚正,陈伯娘挟出的家制腌菜满目琳琅。虽说彼此不算熟悉,但觥筹交错地喝得高高兴兴。“凯文,相见时难别亦难,我俩满饮此杯。”其实白龙江没人用杯子喝酒,他们端起来的是酒碗:“有几句逆耳的话不得不讲,我也不管你爱听不爱听。老弟如今有了温暖的家,叔叔婶婶对你如同己出,弟妹对你情比天高,委实难得。但是你所处的环境不好,骆镇长只怕也会每每掣肘。我这人眼睛毒,看人八九不离十,你们这位书记是那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主,绝非良善之辈。偏偏你是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居逆境仍不忘进取的队伍,这种组合对你极为不利,如果不防范,他会眼睛都不眨地将你置之死地,你信不信?”刘凯文未置可否地笑一笑。“我不该教你这么多工科知识,你不该学会这么些看图纸、做计算的技艺,这些东西本来是有用的,但你掌握了却只会害了自己,我越想越后悔,这次不该来。你如果以我的话为然,就统统忘掉,把心放到孝敬父母、体贴娘子、养育儿孙上去,把什么抱负、奉献当狗屁甩到九霄云外,做个哑巴,做个傻子,与世无争地落个安安逸逸。”估计与万宇红同来老丁老李知道刘凯文的境况,后来的砌炉师傅却不知就里:“万主任太悲观了。老刘很有悟性,什么事一点就通,将来能做出成绩来的。”万宇宏不便解释,再也不说话了,一碗碗地喝酒,骆镇长不得不笑着拦住:“不是这么个喝法,多吃点菜,来!”刘凯文那天舍命陪君子,醉得天昏地暗,第二天没有去为万宇宏送行。骆镇长用划子把客人送到有客运汽车的麻塘握手相别。两天过后,刘凯文到龙庵那个只有一个人营业的邮电所打了个长途,一讲就是半个多钟头,叫那营业员好生奇怪:“这么贵的长途电话讲这么久,哪有这样大方的?”记住了长途电话通往北京。遍地开花的钢铁大会战没有坚持太久,上面来了指示:“龙庵的冶炼厂收归县工业局统一管理”,不过韦奇杰没当太大的事,挂帅的事情太多太多,什么人民公社、集体食堂、亩产万斤试验田等等。有人说他像《封神演义》里的申公豹,满世界地夸夸其谈,没日夜地标新立异,到哪里,那里有麻烦,指哪个,那个会倒霉。说他不辛苦实在冤枉,就是把龙庵搞得鸡飞狗跳怨声载道,老百姓暗地里骂他是杀千刀的丧门星。工业局并没有一个懂冶炼的人,坐办公室的队伍怎能长此以往地承受烟熏火燎?那几乎谈不上管理的冶炼厂事故不断。龙庵一带没有电网,没有备用机组的二十匹马力发电机加上这么一个不能停歇的负荷,终于停摆了,失去了鼓风的小冶炼炉真的冻住了。工业局虽然不善于从事冶炼,但很善于分析主客观原因:这炉子主要是设计不合理存在诸多毛病,但涉及到省冶金局的专家不好声张。县领导觉得言之有理,只好不了了之,关了门的冶炼厂挂出“工程重地,闲人免进”的牌子。不知道从那条缝隙吹来一丝消息:“上面收走冶炼厂是有人把状告到了北京。”韦奇杰怎么也想不出谁的脑袋有这么大!那邮电所的营业员和人闲谈的时候讲起有人一个长途打了三十二分钟的怪事,人家不信,他当然有根有据:“我记得清清楚楚,电话打到北京。”小镇的口头新闻比广播电台的收听效果高得多,这怪事当然很快传到韦奇杰耳朵里。嗯,未必是刘凯文告的状?越想越觉得有可能,越想就越认为是阶级敌人的无恶不作,只有刘凯文这种人才会搞这样的反攻倒算!总不能说刘凯文打了个长途电话就犯了法,而且人家是打到北京,谁知道北京又是哪个接的电话呢?韦奇杰没有造次,他要欲擒故纵。开会是书记的专业工作之一,有天会余,韦奇杰亲热地挨着骆喜根坐下:“镇长,你负责大办钢铁,县里把冶炼厂收走了,有没有意见?”“没有。”“你觉得这冶炼厂有没有前途?”大咧咧的骆喜根口无遮拦:“没有。”“那时候你怎么搞得那么起劲?”骆喜根想起了万宇宏在问心亭喝酒时讲的话,这《捉放曹》里的曹阿瞒会不会把老子当成吕伯奢?小心点为好:“还不是为你书记分忧。”“老革命真是太爱护我们年轻干部了。不过我怀疑有人讲了我们的亏空,要不然怎么会把搞得好好的冶炼厂收走了呢?”骆喜根也知道刘凯文给北京打了电话,看来这家伙在对刘凯文动脑筋:“县里决定的事我怎么知道?不要那样疑神疑鬼。”说完起身走了。韦奇杰派民兵叫来刘凯文:“这一向在干什么?”“种菜。”“怎么能光种菜呢?一个钢铁,一个粮食,有了这两样就什么都好办了。知不知道这是谁讲的?毛主席讲的!你一个右派分子,这样乱搞还得了?以前犯了罪,以后还要犯罪?”“我们家没有田,我开荒种点菜自己吃,错了请书记指示。”“这不是理由!有地方种菜就没有地方种粮食?关键是你是站在反动的立场上,我们的话你不听,毛主席的话你也不听,真的想走死路?”“我那地里也种了红薯包谷,不知道算不算粮食?”“嗯,种了就好。听说你和北京有联系?”“有几个战友在北京,前一向还给他们打过电话。”“他们也是右派?”“没听说他们里面有右派,都在很重要的岗位上工作。”“所以你就在他们面前告我们的状?”一股无名火涌上心头:“你怕我告状?”想起万宇宏的话,火气立即压了下去:“你是按上级指示工作,有什么状被别人告?”“你对我们龙庵大办钢铁怎么看?”“我不懂,也不该我一个被管制的人去想。”看样子不用再问了:“回去吧,老老实实地多种粮食。”刘凯文走了,韦奇杰反复捉摸:“你怕我告状?”这不是承认了吗?居心险恶的家伙,就是你告了我的状!告我的状?老子叫你有好日子过,哼!韦奇杰在此之前只不过将刘凯文和其他右派“一视同仁”,现在不同了,你刘凯文表面上老老实实,暗地里居然敢于利用北京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和我们抗争,反动气焰嚣张如此,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太具有危险性了。毛主席讲得太好了: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要在与刘凯文的交锋中总结出阶级斗争的新鲜经验,做全县全省乃至全国的楷模。同时,他还敏感地注意到骆喜根这样的意志薄弱者不仅不能旗帜鲜明地投入战斗,反而与刘凯文一个鼻孔出气,成为阶级敌人的保护伞,这是危险的另一面,也必须总结出一套与之斗争的办法来。唉,过去对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残酷性实在是理解得太敷浅,我们的同志对敌人太宽大、太仁慈、太手软,这样的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为中国革命总结新鲜经验”!这伟大的命题叫韦奇杰无比亢奋,眼珠里装上了高倍率的显微镜,毫不懈怠地过滤着刘凯文骆喜根的蛛丝马迹,以至于把其他工作全都放在次要位置。时间一天天过去,成效却无法令他愉悦,他觉得自己有愧这伟大的时代。有什么办法加快速度呢?冥思苦索一番,猛地豁然开朗:反右不是先叫帮助党整风吗?右派们果然倾巢出动,然后迅雷不及掩耳地反击,终于获得一网打尽的历史性胜利。我为什么不借鉴这引蛇出洞之法呢?一石双鸟的妙计了然于胸。韦奇杰召开了党委会:“我们在大办钢铁的伟大实践中既有成绩也有教训,不能不做出完整的总结。这件事是骆镇长负责的,这总结也请骆镇长来写。务必全面,务必有指导性。”委员们对韦奇杰的一反常态觉得奇怪:“怎么会把这往脸上贴金的事让给了骆喜根呢?”“韦书记,你明晓得我没读过书认不得几个字,这事我搞不了。”“敲锣卖糖,各管一行。你我各有各的任务,你看我现在忙得连看病的时间都没有,总得要爱护爱护我吧。再说了,我也知道以前多少有些误会,好像我韦奇杰一手遮天,其实我不过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多做点事情罢了。今后我也的确要多加注意,发挥大家的力量,共同努力,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何况当时你也讲了冶炼厂不要我插手。”是啊,当时为了不叫他在刘凯文那里捣乱,的确是讲过不要他插手的话,看来这总结还只好我来搞。可怜天,我骆喜根哪有写总结的本事呢?没办法,只有找刘凯文。有道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骆叔叫代笔,只好勉为其难。可这总结怎么写呢?读书的时候还真的没读过应用文怎么写,可现在就必须写好这应用文。好在手头有一本中共中央办公厅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主席写的序,那么多按语的口气似乎也是毛主席的手笔,以此为范文,错不到哪里去。刘凯文动笔了:“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伟大号召,要用十五年或更短的时间赶上或超过英国,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不行,原文里还有一句“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他把这句加了进去。“中国人在钢铁冶炼、使用上有过灿烂的辉煌,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了欧冶子、比干等能工巧匠,铸造出湛卢、巨阙、胜邪、鱼肠、纯钧“越王五剑”闻名于世,铁器的广泛使用为中华民族创造华夏文明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直到一八八九年张之洞兴办洋务,才有了第一家具有现代技术的汉阳铁厂和湖北枪炮厂。其后屡受外辱欺凌,频遭内乱破坏,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奄奄一息的中国钢铁年产量才十八万吨。”报纸上关于大办钢铁伟大意义的文章汗牛充栋,他很快就“抄”完了开篇的大歌大颂。龙庵的大办钢铁没地方抄啊,翻开万宇宏带来的资料,诸如《机械制图》、《金属学》一类与总结不相干,但武昌钢校的《炼铁学》,万宇宏为母校写的《现代炼铁学》相关章节油印稿,《冶金炉设计手册》等等却是不无用处的,得取其精华为总结所用。刘凯文在煤油灯下艰难地翻阅、书写,光线太暗,不得不将油捻开得很大,以至于黑烟袅袅升起:“……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废墟上建设社会主义,农业连年丰收,钢铁工业和其他轻重工业以空前的速度迅猛发展,现在党中央又提出大办钢铁,龙庵人民积极响应,在原有的基础上实现了跃进,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陈婉芳在旁边不断地拭擦、更换熏黑了的玻璃灯罩,妻子的体贴使他倍感温暖,但他停下来了:“是跃进吗?有供共睹的成绩吗?” 实在太违心了。但不这样写又怎样写呢?他揪自己的大腿:千万不能冒出《不妨学学曹孟德》那样的情绪来。喝几口妻子泡的茶,刘凯文继续写下去:“龙庵并不具备良好的条件,矿山没有形成规模,电力供给困难,技术不够成熟,但龙庵人民在党委领导下努力克服困难,积极大胆进取,不仅炼出了产品,而且得到了县领导的嘉奖,实在感人至深。”他给了自己一巴掌:“我成了个什么东西!”陈婉芳拿过稿子看了看:“蛮好嘛,就这样写,哄死人又不要你偿命。”他苦笑着写完了:“自欺欺人哪,刘凯文是个王八蛋!”“哎,讲话小心点,堂客偷人养汉才是王八蛋,诬蔑好人嘛!”伸手把妻子搂在怀里,嘴唇在她鼻子眼睛上狂轰滥炸,再把扣子一颗颗解开……韦奇杰翻过来复过去地看了骆喜根拿来的总结,这个鸡蛋里怎么就没有骨头呢?他找不出所希望的反动言论,倒叫他知道了许多前所未闻的知识,他不甘心:“骆镇长,毛主席指示要用两分法看问题,你这总结只讲了成绩,没有总结教训嘛,是不是再补充补充?”“我没有什么教训,你要觉得有,就自己补充好了。”“还是一手搞完善的好。”“我看就很完善了,要搞你去搞,再不要找我了。”没有了商量余地。韦奇杰没办法,就去县城找到潘友安。没有考取大学的潘友安在家悠闲了半年,他那当主席的爸爸自然不会叫儿子“等闲白了少年头”,请县里的几位领导喝了几顿酒,潘友安很快就有了上班的机会,现在是县委组织部的科员。父子俩瞪大了眼睛要找一个“比陈婉芳强十倍”的花中魁首,县城里没有看得上眼的,免不了猴急起来。天从人愿,县医院新分配来四个护士,一个个天姿国色,靓丽非常,几经挑选,觉得那个叫花苗苗的最为中意,潘主席使出浑身解数,小丫头终于就范,没等实习期满,就成了潘家媳妇。潘友安踌躇满志,穿上笔挺的哔叽呢中山服,满口官腔了。韦奇杰很看重这个潘友安:这小子颇有心计,嘴巴笔头子都有几下,处事刁钻古怪,死蛤蟆也能说出尿来。“帮我看看这篇总结。”“你写的?”“不管哪个写的,看完再讲。”“堆进去的东西不少,就是没讲出什么名堂来。”“陈婉芳那右派男人写的,你看看有什么问题。”“你是不是想要里面有问题? ”他当然不会忘记当年的尴尬。从韦奇杰的眼睛里得到了肯定的回答。潘友安反复看了几遍后噘起了嘴:“问题嘛,要找还是找得出来的。”韦奇杰把头伸了过去。“你看,“频遭内乱破坏”,他讲的是什么内乱?农民起义?共产党推翻蒋家王朝?马恩列斯毛都讲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他刘凯文什么意思?站在哪个立场为哪个讲话?和反动统治者一个腔调嘛!诬蔑正义的革命斗争,反党的帽子没有戴错吧?”“哎呀,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你再看,从“灿烂辉煌”到“奄奄一息”,他要表达什么意思?表面上不明显,仔细想想:过去那么辉煌,后来奄奄一息,岂不是现今比不上往日?就是新社会不如旧社会嘛!谁觉得今不如昔?地富反坏右嘛,给他戴上痛恨人民民主政权的帽子不冤枉吧?还有,“龙庵并不具备良好条件”不具备条件却搞出了成绩,这是什么意思?傻瓜也看得出来,搞错了嘛。说毛主席号召的大办钢铁搞错了,枪毙的罪都有了!”三天后,县委机关报头版头条登载了署名潘韦的大块文章《痛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并引发了长长短短的多篇文章,闭塞的山城弥漫着浓重的火药味,名不见经传的刘凯文路人皆知了。莫明其妙的骆喜根紧张了,跑到问心亭问讯:“孩子,你真的写错了?”在家种菜的刘凯文根本没有报纸可看哪:“什么东西写错了?”接过骆喜根手里的报纸一看,他也傻眼了:虽说是断章取义,但也事出有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万宇宏说的当耳旁风!后悔也来不及了:“骆叔,虽说是欲加之罪,到底是叫他们捏住了把柄,只怕我们俩叔侄难过这一关。请您帮个忙,把我写的东西和这些文章一起寄到省冶金局万宇宏,看他怎么讲。”果然,县政府很快做出决定:免去骆喜根龙庵镇镇长职务,任命潘有安为龙庵镇代理副镇长。既然没有其他的镇长,正的也好,副的也罢,这龙庵就成了韦奇杰和潘友安的天下。吐故纳新之后的龙庵镇政府第一件事就是报请县公安局逮捕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刘凯文,公案被武忠良卡住了:“把原文给我看看。”潘友安把那份总结递了过去。武忠良一连看了三遍:“看样子我的觉悟太低了,看过来看过去,就没看出你们讲的那些猖狂进攻,是不是报请领导把我也免了?”潘友安知道没必要去碰这位全县资格最老的前辈:“他的手法非常隐蔽,您老是不是这样看。”又搬出对韦奇杰讲的那一套。“你的想象力很丰富,不过办案子不是吴承恩写《西游记》,一个筋斗云十万八千里,吹口气变出如来佛,是讲证据,讲政策。你们的申请不合规矩而且理由不足,我不批。”潘友安起身告辞,武忠良却叫他坐下:“刚才你是来申请抓人,我们公事公办。现在我是你叔叔,讲点老百姓的话:打游击的时候我在你家养过伤,那时候你蛮聪明,蛮懂事,蛮逗人喜欢。你爸爸就你一个儿子,娘又死得早,放到手里怕摔了,含到口里怕化了,硬是把你惯成一幅王八蛋样子。你晓不晓得你现在有几讨人嫌?客气的人说你是只阴蚊子,咬一口一个包。不客气的人讲你是只不叫的狗,不声不气地上去一口,叫别人掉一块肉。知不知道人言可畏?如果还是跟着韦奇杰那样的混账东西一伙,孩子,不会有好结果的。我到北京开会刚回来,明天就去找书记,相信有个说法。你做好准备,自己屙屎自己擦,把那个什么潘韦文章做个了断,最好是把人家的总结全文刊载出来,以正视听。顺便告诉你,刘凯文的右派帽子已经摘了,我这次特意去了北京大学,他是第一批摘帽的,以后就不要动不动什么这分子那分子了。”自从进了受人尊敬的组织部,潘友安的眼睛就位移到了脑门顶上,这老不死的说什么阴蚊子、狗,一旦传到苗苗耳朵里那还了得?他屁眼里都是火:“真他娘的晦气!”但是那句“知不知道人言可畏”也委实叫人头皮发毛:自己的尾巴也实在翘得高了一点,兴许是有点叫人不舒服,要不然这和我井水不犯河水的武忠良怎么会这样讲?想起机关里那些以前打打闹闹的同事如今都一幅敬鬼神而远之的模样,这些难听的评价会不会出自那些吐不出象牙的嘴?刚刚戴上“长”字,可千万别叫他们给“言”掉了!看样子这老家伙对韦奇杰印象很坏,跟他一伙“不会有好结果”,别人这样讲无所谓,但武忠良讲出来就不是一般了。为了让花苗苗不至于被可能的“谣言”污染,得赶紧将她调到龙庵的卫生院。皮纸厂终于倒闭了。按理,在这百业俱兴的年代,龙庵仅有的几家工厂本应发展壮大,但它不过是家手工作坊,皮纸质地柔韧,机械制造的可以用作手写蜡纸的原料,但手工制造的多用来做皮袄、线装书的衬里,公私合营前的老板小心谨慎地维系着销路。公方代表来了之后,瞪大了眼睛防止经营里的猫腻,把销售的模式变革为供销社代理,简单方便而且有账可查。问题是供销社的功能虽说是沟通有无、方便群众,毕竟还得依靠利润求得生存,这皮纸的代理还得天南海北地联系,能不能卖出去关它屁事?于是乎大量地积压在仓库里,皮纸厂的资金回不了笼,倒闭就势在难免。工厂挂出了“闲人免进”的牌子,陈婉芳的父母没地方上班了,原来那不算多的工资也就没有了。好在刘凯文的菜地生机盎然,老两口把菜打理得干干净净,一天一担挑上街,虽然便宜得几近于白送,但满足四个人生活所需是完全没问题的。学校的采买发现这老头的菜既新鲜又便宜,提出每天一担的要求,陈老头就无需到街上叫卖了。上百人一下子失去了谋生的渠道,能像陈家这样自力更生的能有几人?他们找到镇政府:“人民政府帮我们想想办法。”潘友安麻头了,这可如何是好?社会主义又不能像资本主义那样有“失业”这个词,可上百人要吃饭哪,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前任镇长骆喜根:“骆叔,帮忙想想办法。”骆喜根压根儿不知道还有“不居其位,不谋其政”的词,这多人没有饭吃教他心急火燎:“这怎么得了?先到民政局打听打听,看能不能搞点救济,其他的办法慢慢再想。”潘友安赶紧去县里,还算不错,救济很快批了下来,一个人一月五块钱,生活没问题了,潘友安一下子成了“解民倒悬”的英雄。但这件事没有和韦奇杰商量,书记大人很是不满:“哪有动不动向上伸手的?龙庵的脸面叫你一下子丢光了!”肚子里的矛盾虽然被笑容掩盖,但两个人以往的莫逆就烟消云散了。刘凯文的右派帽子被“悄悄地”摘掉了,韦奇杰在街上遇到在卖菜的陈老头:“告诉你女婿,我们对他宽大为怀,帽子摘了,但拿在群众手里,如果不老实,随时可以戴上。”“那可以到五里以外去了吧?”“那也只能做政府允许的事。”其实万宇宏早就来信了:“……顾延安为你的事到北大了解情况,你们的那个辅导员也找到校党委,当时是要完成右派分子占百分之五的指标,说你是恶毒攻击也的确牵犟。刘主席、周总理在五九年上半年提出了右派摘帽问题,你在第一批之中。骆镇长将材料寄给了我,你写的总结没有政治问题,我以省冶金局名义给你们县发了函,就龙庵不适合发展钢铁事宜作了正面说明,估计不会有什么风浪了……”刘凯文实在太厌恶这个韦奇杰了,很想离开这个叫他蒙受了太多委屈的龙庵,顾延安也来信说:如果家乡的气候不好,便带着嫂夫人换个环境,比如到文化相对落后但没有政治歧视的地方教教书,也没想好哪里合适,只要你自己愿意,我就抓紧去落实。顾延安的建议教刘凯文既高兴又郁闷:高兴的是存在着离开龙庵的可能,顾延安不会骗自己。郁闷的是陈婉芳绝对不会丢下失去了收益来源的父母远走他乡,她是个孝顺的女儿,自己又何尝忍心他们一家骨肉分离?可是自己在龙庵除了种菜又能干什么呢,总不能种一辈子菜吧?他矛盾彷徨。有天去挑水,见江上几叶扁舟,驱赶着一群鹭鸶抓鱼,心里一动:为何不去试试这桩事?晚上和家人商量,觉得不错。带钱去了洞庭湖,买了四只鹭鸶并学会如何喂养使用,回来找木头打造起一只划子,向人学会了驾船的技艺,先在家门口试试,居然颇有收获,于是乎这位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高才生开始了渔翁生涯。鹭鸶就是鱼鹰,墨黑的身子,长长的脖子带钩的嘴,刺鼻的鱼腥味很难叫人适应,即使是晴天它也似乎冷得发抖,一旦下水见了鱼,那个欢实,那个灵活,简直不可名状。白龙江里有的是鱼,晚上回来,刘凯文的鱼篓由原来的十来斤到几十斤,虽然一斤鱼只卖两角钱,却比种菜卖来头大得太多了,陈老头脸上恢复了久违的笑容。但陈婉芳抑郁了,她不喜欢这四只鸟,虽然这鸟能带来钱,但丈夫的外表和性情好像都变了,一双赤脚,一领蓑衣,裤脚高高挽起,脸被晒得像锅巴一样地黝黑而且粗糙,怎么洗也洗不掉那股鱼腥味。刘凯文变得那么孤僻寡言,不问世事,甚至连她陈婉芳也被摔在了一边,却对那四只鹭鸶无微不至,她深爱的丈夫好像也成了一只鹭鸶。前一段时间是在龙庵附近,但小镇的经济实力有限,哪能天天卖出去几十斤鱼呢?刘凯文收拾铺盖将划子撑向远方,上十天回来一次,也不说话,一沓沓的钱交给陈婉芳,晚上就到划子上睡,陈婉芳去拖他,说什么也不回来睡,她愤怒了:“我不要你的钱,给我回来,打死你的鬼鹭鸶,打烂你的破划子!”刘凯文木头人似的一言不发。陈婉芳倒在床上抽泣,老两口起来了,见女婿不在,便搀扶着来到江边:“凯文,有话对你讲。”刘凯文顺从地把岳父母扶回问心亭。“你怎么变成这么个样子?”“心里苦。”“孩子,爷娘晓得你心里苦,婉芳心里苦不苦?她不要命地跟了你,你倒好,把她丢到屋里不管,良心过得去吗?”“我想多赚点钱,以后带她走远些。”“那你现在就走嘛,没有哪个拦你们。”刘凯文不说话了。“你用不着担心我两个,政府一个月给点钱,我们又不是不能动,菜园里也能出息点,过日子没有问题。”“让我再想一阵子,多赚点钱,好不?”“那你回来睡嘛。”“身上太臭。”“臭也要到屋里睡,听话,去呀!”刘凯文不情愿地来到陈婉芳的床边:“是我不好,对不起,婉芳,不哭了,不是回来了吗?”抽泣的妻子爬了起来:“你要是还是这样,我也跟你上船,我不怕臭,就是要跟你在一起,臭在一起,要死也死在一起!”真情可化坚冰,陈婉芳用滚烫的柔情温暖着刘凯文那苦涩的心灵,刘凯文想起自己写的诗:“我能给她一座自己的天堂吗?”他很想再写一首,可惜怎么也找不回写诗的灵感。陈老头第二天没能像平常那样早早地起床,他觉得浑身都痛,老太太慌了:“婉芳,看看你爷怎么的了?”小两口赶忙过来,老爷子满脸通红,浑身发烫。刘凯文不由分说,背起岳父上了划子,解开鹭鸶脚上的绳扣,一篙子将它们赶下水,陈婉芳抱着被子将父亲捂得严严实实,竹篙上下舞动,划子飞快地驶向卫生院。卫生院的女院长姓杜,用听诊器一听:“肺炎,我先打一针,再给你们一些药,赶紧送县医院。苗苗……”她本想派花苗苗护送病人去县医院,但没人答应,楼上楼下都未见。“唉,现在的年轻人哪!”她无可奈何。杜院长胖胖的个子不高,从浙江的护士学校毕业分配到龙庵,十多年没挪过窝。不知道是没有看得上的人哪还是别有原因,一个人住在卫生院,没听说有亲戚来看看她,除了到外地开会,她也从不到别的地方去。两根黑得发亮的长辫子变成如今花白的娃娃头,没白天没黑夜地看病打针,小镇上的孩子们都是经她拍拍屁股才哭出第一声的,全叫她嗯妈。龙庵人将祖母称为嗯妈,将爷爷称为嗲嗲,其实杜院长那时才四十出头。花苗苗来到卫生院,原以为添了帮手,殊不知这丫头既不愿意和人说话更不愿意伸手做事,一天少说也有四个钟头跑到镇政府坐在镇长的藤椅上打毛线,到卫生院就洗手梳头照镜子,好不容易为病人打一针,屁股上起码三个针眼还得痛上半天。刘凯文到街上找了两位会驾船的小伙子,请他们借两条竹篙,自己飞快地回问心亭拿了钱和三个人的换洗衣服,气喘吁吁地到卫生院背起岳父,逆水而上,直到傍晚,三个人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将陈老头送进了县医院,陈婉芳带小伙子去吃饭,自己按医生护士的要求跑上跑下。二十天才出院,刘凯文瘦了一圈,晒黑了的脸倒是白净了不少,陈老头摆摆手不要女婿背,在县城读高中的骆楚雄借一辆自行车驮着老头去码头,下水的划子跑得飞快,半天工夫就到了问心亭。这场病把老人的身体搞垮了,也难怪,从十多岁起就一直在纸浆槽上捞皮纸,没有生过病,这肺炎咳起来叫人恨不得去死,几十年积攒的五劳七伤全都体现出它们的存在,由不得他不老态龙钟。也奇怪,结婚这么久一直没消息,这段时间也没怎么样,可陈婉芳发现自己怀孕了,她真的不知道是应该喜呢还是应该忧。她告诉的第一个人是妈妈,妈妈大喜过望:“好哇,”刚好她端着老头子的药碗:“老倌子,这付药会比仙丹还顶用,你的病即刻就会好!”“嗯妈子就是想哄着我吃药。”“知道不?妹子有喜了,你说是不是比仙丹还好?”刘凯文一到家就去找他的鹭鸶,荡着划子来回二十多里,哪里还有踪影?不过他也不觉得太可惜:就是鹭鸶还在,他也不想再打鱼了。怏怏地系好划子,慢慢地进了问心亭,发现一改愁容的岳母望着自己笑:“坐呀,别把脸搞得像条苦瓜,有你笑的时候!”他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见妻子羞答答地把衣服角叠过来又叠过去,信口答道:“爸爸病好了,我当然高兴。”“蠢孩子,你要当爷老倌了!”“是吗?”他的头嗡地一下,有点晕乎乎的。妻子猝不及防的怀孕打碎了刘凯文远走他乡的念头。原来他想多赚点钱,一旦和陈婉芳走了,岳父母不至于生活无继。后来岳父病了,他等待岳父身体康复以后再动身。没想到妻子在不该怀孕的时候怀孕了,这叫他始料未及:那怎么敢走?能够容忍我留下的地方肯定很艰苦,陈婉芳愿意吃苦也吃过苦,一旦远走他乡,没事都要准备脱几身皮,当然不能有三病两痛,到那样的地方生养孩子,他怎么敢想?即使陈婉芳愿意他也不敢。腹中的孩子叫刘凯文的出走计划胎死于腹中。一九六零年端午节,他们的儿子来到了人间,刘凯文为他取名敬原。自杜院长几板屁股拍响了那嘹亮的男高音,刘凯文发觉这初为人父也是上苍给予的赏赐,当儿子第一次在他怀里发出咯咯的笑声,他才领悟到儿子就是天使,如果没有他,这世界能有这么亮堂吗?我忍不住问:“凯文哥是不是表示敬仰屈原的意思?” “嗯啦。他喜欢《楚辞》,特别是《离骚》,根本不用看书,从头背到尾,连我都跟着背会不少: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我就读到高小,那古文太深奥了,他就一字一句地给我上课: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惟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哎呀,记不清了。他佩服屈原,“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我问他,你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像屈原?他苦笑:“他可以自由地跳汨罗江,我呢?连死的资格都没有。”唉!是的,他没有资格死,为了我,为了这个家,他不能死,不该死啊!”婉芳姐终于哭了起来,哭得那样伤心,我也没办法劝她,起身为她倒了一杯水。夜深了,等她稍稍缓和一点,便起身告辞:“婉芳姐,不早了,明早我再来,这两天你就不去摆摊,好不?”回到骆楚雄家已经是凌晨一点了,两口子在等着我:“吃了吗?”真的,只顾得讲话,我和婉芳姐都没吃还不觉得饿,经他一说,肚子还真的咕咕叫了起来:“说话说忘记了,有什么吃的?”胡雅莲笑了:“真的叫楚雄猜到了,他晚上故意搞个半饱,说是等你回来一起吃。喝点酒吧,看你的眼眶子都是红的,流了不少眼泪水吧?”骆楚雄热好了菜:“少罗嗦,我们喝酒。”“记不记得?那年你在我们家吃饭,就一钵子魔芋豆腐,你老先生一口气下去五菜碗,把我爷娘吓坏了。”“记得。骆叔和婶婶是几时过世的?”“你婉芳姐没对你讲?” “还没有讲到那里。” “我懒得讲,讲起来伤心,还是听你婉芳姐讲吧。我两公婆就想听你讲,你是怎样把那漂亮妹子骗到手的?”“什么话?我没有骗她。她应该算是我的徒弟,别人把我的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那罪过枪毙三次都有剩余,她不相信,还和我谈朋友,当然是搞的地下工作。谈了三年都没有暴露,结婚的时候我都三十岁了,她二十三。后来我爹爹的案子平反了,才当了个小官,一直到现在,我们没发过财也没讨过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她的官比你当得大些?”胡雅莲打破砂锅纹到底。“她就一个工人,不过在家我归她管。我坦白交待完了,你们两个是几时结的婚?是不是也得向我坦白一下?”骆楚雄有他自己的过五关斩六将。漂亮的胡雅莲成绩很好,但骆楚雄缠住她不放,精神所至,金石为开,何况骆楚雄一表人才。高中学生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折腾?两个人都没考上大学。骆喜根希望杜院长收下这成不成还大有疑问的儿媳妇做徒弟,但杜院长担心又遇上个花苗苗,怎么也不松口:“小妮子这么漂亮,又是高中毕业,阿拉一个小小土地庙委屈人才了。”狠狠地伤了胡雅莲的自尊,也不管杜院长同意不同意,天天到卫生院见什么做什么,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墙壁收拾得清清爽爽,做饭炒菜一把擒拿,洗被浆衫一揽无余,晚上就睡在空荡荡的接诊室病床上,赶也赶不走。骆楚雄虽然在皮纸厂当父亲的下手,天天都到卫生院“看病”,胡雅莲正眼都不瞧他,继续汗淋淋地埋头苦干。两个月下来,杜院长自己去县卫生局递了报告。那时候县里被韦奇杰闹得一塌糊涂,卫生局的局长还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被抓出去坐飞机呢,杜院长的报告泥牛入海无消息。这样下去怎么得了?胡雅莲吃不吃得上皇粮都无所谓,如果她拍拍屁股走了岂不竹篮打水一场空?骆楚雄有点慌神。皮纸厂有他什么事?厂长是他爷老倌,潘友安当秘书比他有本事多了,总不能像他那没考取高中的弟弟那样去捞皮纸吧?他得要让爷老倌知道问题的严重性。骆喜根是明智的,太上皇管皇帝天经地义,厂长头衔给儿子没什么抢班夺权的风险,于是乎皮纸厂就有了厂长、老厂长的称谓,用不着任何说明,说一不二的就只能是老厂长。老厂长下了第二步棋。管你哪个说了算,受理报告的还是县革命委员会,叫潘友安写个报告:龙庵卫生院处于无人领导的无政府状态,我们工人阶级不能坐视不管,皮纸厂是全龙庵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工业企业,决定即日起予以接管。于是乎,杜院长成了皮纸厂的一员,胡雅莲是接受皮纸厂指派进驻卫生院。有理有利有节,当然顺理成章。厂长天天到卫生院“了解情况”,胡雅莲终于羞答答地“就依了你吧”,一九六八年元旦,骆楚雄如愿以偿地用大花轿把胡雅莲抬进了门,吹吹打打闹得地动山摇,流水席摆了三天。有了老婆的骆楚雄不喜欢这个没他什么事的厂长头衔,他想干点自己说了算的事。四人帮倒台几个月后的一天,高大全带着几个人找骆喜根:省交通厅决定修一条公路打通白龙江地区严重的闭塞状态,龙庵的皮纸厂刚好在红线上,必须迁移。迁移就迁移,给够搬迁费就行。骆楚雄看看那莫名其妙的图纸,标题栏上赫然一个“万宇宏”。嗯!是不是帮助凯文哥修理冶炼炉的那个万宇宏?打听这帮人,果不其然:“他呀,我们厅长。人家东北工学院的高材生,文革时表现又好,火箭一样地飚了上去。这个设计是他批准的。”骆楚雄心里的小九九盘算开了:这棵大树好乘凉,修路又不是机械,还不是炸山填坑修桥,我为什么不能搞个工程队?高大全正愁镇上的小伙子没事干,像自己当年那样吵吵闹闹,骆楚雄家里又有钱,叫他搞呗!便叫骆楚雄动员骆喜根一起去一趟省城,找万宇宏“叙叙旧”。事情比想象的顺利,龙庵建筑工程队揭竿而起,万宇宏派来了自带工资的技术人员,居然所向披靡,气候大老去了。快三点了,胡雅莲不好意思地用手掩住打哈欠的嘴:“洗脚,洗了好睡觉。”龙庵人保留着九、十点吃早饭的习俗,我睡得再晚也起得早,街上没有早点卖,就溜到江边看看。鹅卵石的江滩还是老样子,七星岩上的七级浮屠还是那么居高临下,神采奕奕。红日冉冉升起,江风徐徐吹来,带来些许寒气,不得不将工作服棉袄裹了裹。走到江边,因为上游筑起了大坝,常见的洪水没有了,水草像荷马史诗里水怪头上摇曳的长发,长长的吊在石头上游来摆去,虽然碧绿,但一点也不逗人喜欢。捧起江水抹抹脸,喝了一口,觉得丝丝地甘甜。美不美,家乡水,言之不谬。不紧不慢地到了婉芳姐的家,她在门口等着我:“还是不喜欢睡懒觉?昨晚上我讲昏了头,饭也没有弄给你吃,骂我了吧?”“怎么会呢?不过骆楚雄一问,还真的饿了,喝了几杯酒,胡雅莲的菜做得蛮好吃。”“你们外边的人早上要吃饭,我把饭做好了,现在吃吧?”又吃上婉芳姐做的饭了,芹菜豆腐干,辣椒淡干鱼,丝瓜鸡蛋汤,饭是滤掉米汤后用篦子蒸熟的,一颗颗的既香又爽口,实在是久违了:“婉芳姐,我现在的饭量大不如以前了。”她笑了,虽然满脸皱纹,但只有婉芳姐才会这样笑,也只有我能透过她的皱纹还原当年的笑。“讲讲你和凯文哥的敬原吧。”“我那儿子好漂亮呢。”婉芳姐的眼睛发亮:“你是没有看见过他,过周岁的时候,我们就只请了骆叔两夫妻来喝酒,我们敬原十个月会走路,不过讲起话来一套套的:“骆嗲嗲,喝酒不能喝醉了,你身体不好,喝醉了就不舒服,晓得不?”他外公不好意思了:“骆镇长莫见怪,这是她外婆平时的一句话,讲的回数多了,他也学会了。”骆叔吸烟,敬原没见过,大惊小怪起来:“外公,骆嗲嗲在做么子?又点火,又出烟,你为么子不点火出烟呢?”骆婶娘把他抱起来:“敬原,告诉嗯妈,你长大了想干么子?”他说:“我啊,长大了就到北京去,去找我顾姨,要她送我到爸爸读书的学校读书。”“读了书再搞么子呢?”“回龙庵哪,回来就做一个桥,好大好大的桥,天那么大,从江这边搭到宝塔上去。”谁都喜欢他,夏天,过路的人来了,他坐在窗子下打招呼:“请坐,喝茶,外头的太阳这样晒,晒久了会长包的。”冬天呢,他就讲:“坐一下,这么冷的天,进屋叫我外婆帮你泡碗芝麻茶,烤烤火,我爸爸砍了好多的柴。”长那么大,没讲过一句粗话,听到别人讲粗话,眼睛鼓起好大,摇摇头跑开了。”“三年自然灾害”接踵而至,天灾叠加人祸,中国人饱受饥馑之苦,龙庵怎能幸免?刘敬原的外公是最先倒下的。问心亭属于“市郊”,潘友安取消了刘凯文夫妇的城镇户口,地少人多的生产队当然给天天集体下地的他们记工分,人家开会、民兵训练都记满分,刘凯文没有资格。收割的时候就那么点东西,分配时十个工分才八分钱,连口粮都难得拿回来。一切粮食生产以外的活路被统统禁止,刘凯文开荒种的那点地被当成“资产阶级尾巴”割掉了,成了人民公社的“丰产田”,虽然还是由刘凯文他们耕种,但一切收获是公社的。幸亏老两口的“城镇户口”得以保留,但粮食和食油定量减了又减,说是“要支援水深火热中的三分之二”,副食品失去踪影,老太太不得不采野菜加上那有限的口粮,让一家人汤汤水水地充填肚子。老爷子心痛外孙,心痛女儿女婿和相濡以沫的妻子,极力掩盖自己的衰弱,用一切可能的借口省下自己的那一口,笑眯眯地哄着孙子吃掉本应是他吃的那一点,腿肿起来了,脸肿起来了,全身都肿起来了,再笑眯眯地咽下最后一口气。刘凯文将岳父埋葬在问心亭后面的山岗上。粮油定量因为岳父的逝世而骤然削减了一多半,锅里更没有东西煮了。刘凯文好不容易弄到一点黄豆种子,播撒在问心亭下的江坡上,希望有点收获,让家人多少有点脂肪来源。还没等到豆荚的形成,老爷子殁了。豆荚成了,麻烦也来了。东跑西颠的潘友安路过这里,其实他也很饿,见到这鼓鼓囊囊的豆荚,便摘几个剥开尝尝,居然味道很好。他不认识这是什么,发现了新大陆似地带回去问别人。韦奇杰认识:“哪来的黄豆?全公社都没有种黄豆的安排,谁这么大胆!”就像吊桶一定会落到井沿上一样,刘凯文又成了活靶子,被挂上黑牌子游斗于村村队队:“摘帽的右派又在蠢蠢欲动,敢于向三面红旗发起猖狂进攻!”当然,收获的黄豆是阶级斗争的胜利果实,可惜太少了,根本不够公社领导带回家做几次擂茶。忍无可忍的刘凯文决心离开这令他窒息的龙庵,叫陈婉芳替他请两天病假,满脸菜色的人用不着装病就能叫队长相信,队长也不会到问心亭来证明真伪,因为每天晚上都有开不完的会。刘凯文去了神仙洞。“天高皇帝远,菩萨在身边”的神仙洞旧貌依然,老夫妇还是围着火塘的梭筒钩子吃薯米饭,胖婶娘还是那样圆鼓鼓地有说有笑:“难得来的客呀,堂客呢,怎么不一路来?你住的屋好好的,几时还来呀?”“就是为这事来的,不知道行不行?”“来吧,没有事。我们这里也是人民公社,我们屋里的哑巴还是队长哪,这回哪个要是再来捆你,老子就用扦担戳掉他的卵子!”“嗳,那可不行。”“逗散谎!”就是开玩笑的意思“上回你吃了亏,我们几个心里不舒服。县里叫搞人民公社,县长还到了神仙洞,说我们是什么向大山挑战,精神可嘉。我们讲起你两口子的事,县长讲:再碰到这样的事就要斗争,为什么捆人?犯了法又为什么第二天就放了?人犯了法,鸡鸭猪没犯法呀,为什么统统抢光?肯定是乱搞!我讲没什么斗争的,就用扦担戳他的卵子,县长没讲要不得,就只是呵呵地笑哇。”“我看还是搞个证明为好,你们的县长这样好,去找找他?”“今天太晚了,你到这里歇一夜,明早天亮起身。”虚弱的刘凯文怎么也赶不上胖婶娘的速度:“饿的吧?碰到一万个鬼咧,早就该来的嘛。莫看我们吃的是红薯脑壳,肚子饱哇,那年你在这里的时候,用锄头挖田,后生子几有劲?唉,看你那脸上就像是黄连水泡了三天,日子么样子过的!”刘凯文累得说不出话,好不容易到了县城,县长刚刚回办公室,他没什么架子,自我介绍道:“我叫舒有道,既未得道,更未升天,名实不符。请坐。”胖婶娘打着哈哈:“这就是我讲的那个后生子,如今他还想到神仙洞跟我们做伴,县长,做点好事吧!”刘凯文把自己的情况一一讲了,舒县长稍微考虑一下:“现在你的帽子也摘了,就是一个光明正大的农民,到大山里自食其力,有什么不可以?我给你出证明。不过我可是有言在先,到这边我可不一定让你当农民,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你们龙庵糟蹋得起我可糟蹋不起,教书吧,那一带没有学校,不是不需要,没有教师呀,你愿不愿意当老师?”“我……”“我什么我?我相信自己的眼睛,你不光愿意,而且一定能教好!证明我也不给你打了,干脆明天就派人帮你把家搬到神仙洞,等我把校舍搞好了就上课,你们县里的手续我去办。”“谢谢县长的信任,那我现在就回去收拾一下。”人是个奇怪的动物,来的时候累得要命,回的时候脚下生风,刘凯文很快回到问心亭,一家人兴高采烈,准备甩掉笨重的东西,收拾细软走人。祖孙三代到山岗上跪在陈老头坟前:“保佑我们平安。”一大早,哑巴带来好几十人,拿着绳子杠棒,还抬来一副滑杆,把问心亭的一切用具打点齐整:“破家值万贯,凭什么留给龙庵?”就剩下个水缸:“神仙洞没有用。”有个小伙子一把抱起敬原:“男子大汉,叔叔背你走,哪天当了大官,多想点老百姓的苦楚,别像那些黄眼狗,喂大了就只知道咬人。啊!”刘凯文请他们抬上岳母和孩子先走,自己撑起划子和婉芳去一趟龙庵:对骆叔不能不辞而别,这划子就送给他吧。问心亭又恢复了原来的寂静,白龙江上刮起方向不定的风,呜呜地就像女人在哭泣,似乎传来那老太太的叹息:“谁为路人沏茶?”气急败坏的队长跑到韦奇杰面前报告:刘凯文不见了,问心亭人去楼空。怎么老的小的都不见了呢?他发现骆喜根撑着刘凯文的划子在江上练手艺,估计他知道刘凯文的去向。不过这大大咧咧的骆喜根在龙庵比菩萨还有威信,自从免去了镇长官衔,根本就不正眼朝他韦书记瞟一瞟,他知道,如果壮着胆子去问他这种事,一口痰吐到脸上的可能性高达百分之九十八,不能冒这种险。他便把这窜着火苗的红炭塞到潘友安的巴掌里:“潘镇长,这右派分子动不动就跑,责任你我都有咧!看来要采取点行动才能镇住邪气。”“这是政治问题吧?你说了算。” “你是行政一把手,不能什么事都由我一手包办嘛。”“上回为了黄豆的事,你坚持要挂牌子游斗,别人到县里告了我一状,县长把我批评了两个钟头。拉倒,走就走呗,龙庵就是人太多了,走一个少一个,走光了才好。”在武忠良那里触了霉头,潘友安心里老大不自在,舐犊情深的潘主席觉得儿子受了委屈,希望在老局长那里找个说法。没料到武忠良比他这当爹的还清楚:“你想叫你的儿子成个什么东西?好高骛远,阴阳怪气,心里光想咬人家一口,到国民党那里当特务还可以,共产党喜欢吗?老百姓接受吗?你愿意叫别人指着你儿子的脊梁骨“小心,这人像蛇一样,咬上就要你的命”吗?”“危言耸听。”“找个不相干的人到组织部去问问那里的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不打官腔,就会告诉你儿子在群众眼里的形象。”潘主席真的这么办了,打听的结果气得他脸通红。怎么办呢?还是去找武忠良。武忠良不怕麻烦:“要想变个样子难。但是不能不变,我试试。不过有一条,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护短了,教育儿子也要实事求是。”潘主席带着儿子到武局长家里,武忠良端着个大茶缸子喝茶:“知不知道我是怎样参加革命的?”潘友安摇摇头。“背冤枉。那年我十八岁,娘早死了,两爷儿都有劲,生活比一般人家都好。湾子里有家财主,田里的禾被牛吃了,我家的牛的确是从他家的田边经过,不过是我牵着牛鼻子过去的,一口也没有动他家的禾。财主硬说禾是我家的牛吃的,要赔。事情闹到族长那里,族长只信他的,不光要按这禾的收成赔谷,还要摆三桌酒赔礼。那年我家的收成不错,但是这三桌酒是族长算的账,我家所有的收入加起来都不够,我爷脾气不好,被这件事活活气死了。埋完了我爷,当晚我就放火把财主和族长的屋烧了,跑去参加了游击队。讲句老实话,如果不背这场冤枉,我爷不会死那么早,我也不会去参加游击队。这件事刻骨铭心,所以我一辈子不冤枉人,不论他是谁,该如何就如何,尽最大努力不冤枉他。”武忠良不吸烟,就喜欢喝茶,大茶缸子喝干了,大嗓门喊堂客:“大脚婆,倒茶。”他妻子提着开水瓶埋怨:“你们谈工作又不准我们听,大脚婆,大脚婆,我没有名字?”倒完水就赶紧出去了。“你们倒好,抓到蚯蚓就当成蛇,捕风捉影,无限上纲,你们自己也未必相信是真的。就讲那份总结,哪里有那么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那个申公豹害骆喜根的鬼点子,你在这里面起什么作用?你们到底是为这个社会安定呢还是想把这个社会搞得人人自危?你也是高中毕业,读过的古书比我多得多,我也丢两句:有句“苛政猛如虎”吧?苛就是过分,过分了,就是错了,为什么要做错事?还有一句是“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我们不拉扯别的,自己就是这个舟,水驮着船东跑西跑,也可以把船搞翻淹死人。水就是群众,你不怕翻船?为官就要为民造福,你不是不聪明,就是没把心思用在正经地方。想改变形象,就要在龙庵的老百姓身上多做点好事。”读书不多的武忠良讲话并不精辟,但实在、诚恳、针砭痛处,叫潘友安那自以为是的心灵不得不感到震撼。虽然劣根难尽,秉性难移,但知道害怕群众那“雪亮的眼睛”,再也不敢那样趾高气扬了,对韦奇杰的那一套越来越有看法,关系也越来越有距离。“要在龙庵老百姓身上多点做好事”在他耳边挥之不去,倒不一定真的是“为民造福”,龙庵的副镇长当得太辛苦,他希望尽快搞出点上级看得见的政绩。毕竟年轻阅历浅,出政绩不像喝芝麻茶那样容易,便频繁地向见多识广的骆喜根讨教。骆喜根惦记着“那么多人还在吃救济”,认准“现窝里抓兔子,把皮纸厂搞活最有把握。”潘友安深以为然,两个人都攒足劲在皮纸厂的事上动脑筋,当然就懒得听韦奇杰咕咕。由于潘友安不积极,韦奇杰抓回刘凯文的打算没有执行,胖婶娘的豪言壮语也没有机会兑现。舒县长本来想搞个像样的校舍,但是没能实现:建在哪里好呢?神仙洞周围的山里住着几十户人家,都像哑巴他们一样地三家两户一堆,相距十几、二十里,学校盖在哪里都不方便。刘凯文的意见被采纳:就建在神仙洞,他开的那些田用来做校舍和操场,别的地方还找不出这么一大块平地。不是相隔太远吗?全都寄宿。胖婶娘笑了:“要是知道学堂就在我隔壁,该生他几个孩子就好了。”哑巴是能讲话的:“现在来得及!”胖婶娘给他一巴掌:“放你娘的屁,就怪你个瘦鬼没那本事!”大山里有的是树木、竹子,山民们有的是力气、热情。楼上楼下,那是开玩笑,一排茅草房几天就竖了起来。电灯电话,那是“逗散谎”,县政府第一天送来五盏汽灯三口大锅,一桶煤油,说好用完了再送。第二天送来二十套桌椅一块黑板,虽然是旧的,用十年不成问题。学生们来了,最大的十五岁,最小的六岁。男孩子十个,女孩子十二个。刘凯文的任务不会太重,因为都是“发蒙”的一年级。没有书呀,这帮学生既不是上学期也不是下学期,而是农历十一月开学,没地方买书哇。舒县长有办法:“把县城里小学生用过的书收来,先用上再说,县教育局明年做计划的时候一定补上。”其实还有一件叫刘凯文陈婉芳感动得热泪盈眶的事:县政府把他们一家和所有的学生变成城镇户口,还按月发放有限的助学金,从根本上解决了粮油问题。至于刘凯文的待遇,只能是民办代课教师,月薪十八元,这是教育局几经讨论确定的。茅草屋里传出了上课的声音,但不是朗朗的读书声,刘老师的第一课不是讲课文,是教孩子们讲话。他规定:半年后教室里再不准讲土话,要像他一样地讲普通话。他教的第一句是“吃饭”,“呷饭”就将禁止,第二句是“睡觉”,“悃告”也被取缔。陈婉芳的任务是做饭,她不敢做白米饭,好在学生们从家里带来了好多的红薯米,一样一半,第一顿他们一家只能饿肚子:孩子们太能吃了,煮第二锅才算够了。菜是个大问题,哑巴表态了:“算我的,没有菜吃就把我煮了。”跑到学生家里收来各种腌菜,和老头子开垦出好多的菜地,全都种上,吃了一阵腌菜后,萝卜白菜长起来了,陈婉芳总算松了口气:“要是把孩子们克扣瘦了怎么得了?”还好,学生们的小脸都变白变胖了,他们叫刘凯文刘老师,叫陈婉芳则是“妈妈”,叫陈老太为“奶奶”,因为刘老师不准叫“娘”和“嗯妈”。敬原是大家的宝贝,叫什么的都有,但以“弟弟”居多,“佬弟”是不能叫的,至于什么“亲亲”、“宝宝”、“心肝”之类,因为还没教到这里来,刘老师听而不闻。开春了,该喂的鸡呀,鸭呀,猪呀都喂了起来,到时候就可以改善生活了。晚饭前师生们去捡柴禾,山上多的是,孩子都是老手,一捆捆的比刘老师的还大。天黑了就讲故事,刘老师不得不京腔和方言并举,其实也是教授普通话的绝佳形式。嘶嘶作响的汽灯发出耀眼的光芒,邻居们也来了,老的小的都围在火塘边,那干得嘣嘣响的柴禾像蜡烛一样地好烧,那一个接一个的故事像泉水一样地流淌出来。什么炸碉堡的董存瑞,堵枪眼的黄继光,不怕死的刘胡兰,打鬼子的小雨来,大气磅礴的清华园,名人辈出的未名湖,凝聚仇恨的圆明园,枪声犹在的卢沟桥,刘老师肚子里怎么有那么多故事?他们想不通。老头子叼着他的烟袋,胖婶娘纳着她的鞋底,哑巴就坐在那里听,不自觉地张大了嘴。九点,陈婉芳提着闹钟来了:“洗脚去,洗了好睡觉。”别看她和刘老师睡一个枕头,普通话还不如孩子们,她的“去”还是原来阳平的“克”,“哈哈,妈妈讲的不对!”这叫刘凯文很没面子。半年在转眼间过去,刘凯文的孩子们在课堂里果然不讲方言了,一年级的课文当然就更不在话下。刘凯文决心赶上普通小学的进度,让孩子们和正规学校的学业同步。这消息叫舒县长知道了,再次来到神仙洞,远远地听到刘凯文的京腔:“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但它落后贫穷,这不要紧,我们一定能把它建设成像天堂一样美好的共产主义。靠谁去建设呢?靠我们,我们是国家的小主人,只有学好了建设祖国的本领,才能真正当好主人。”他摆摆手堵住了胖婶娘的惊讶,悄悄地坐在隔壁“听课”,课间休息也不露面。透过缝隙打量这茅草屋里的教室:教室与教室是用竹筒子隔开的,宽大,比一般茅屋高许多,外墙用加了稻草茬的泥巴糊住,冬天就不会冷。窗户很大,用薄膜塑料挡住风,采光自然良好。讲台做得很粗糙,黑板上方挂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像,左边是好好学习,右边是天天向上,雄浑的颜真卿很见功力。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但清洁、整齐、和谐、实用。四十里路使他没赶上第一节课,现在是第二节,语文。那课文很短,刘凯文很快就讲完了,然后再根据这段课文旁征博引,天南海北什么都有,讲一点提一、两个问题叫学生回答,还很是那么回事。舒有道当然是读书人,好奇之余便深思:“能把一年级上学期的孩子教到这个程度,该花费多少心血?孩子能得到这样的教育,又是何等的幸运?不行,不能就这二十二个学生受益,应该让全县的孩子沾光。”三节课下来,应该午休了,孩子们拿起钵子进厨房,陈婉芳给他们一个人一大勺红薯汤,鸦雀无声地吃完了,孩子们自己洗自己的钵子,再到自己的床上午睡,真的是“寝不言,食不语”。刘凯文正在喝他的红薯汤,舒县长来到他面前:“别起身,吃完了再讲。”刘凯文还是放下了碗:“什么时候来的?该叫我一声。”“我生不逢时啊!”舒有道按住了想站起来的刘凯文:“如果我读一册的时候遇到了刘老师,也许我现在就不是当县长。” “县长取笑了。”“真的,我读一册的时候是一位老师教四个年级,教完了七册教五册,接着再三册、一册,唉,一堂课到我面前就几分钟,哪像你的学生这么幸运?我平时有点空就喜欢去听课,县城的学校倒是一个年级一、两个班,时间和你一样多,孩子们哪能学到这么多东西?看来这是老师的问题,我回去就和教育局商量,找个时间叫老师们来听听你的课,也许能受点启发,提高点教学质量。”“县长过誉了。我没有教过书,一点经验也没有,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试一步。其实其他的学校也许没有我们这种特殊条件,学生们在这里寄宿,没有外界因素干扰,我又没有负担,加上我在北京读了四年中文系,有个普通话基础,不能说不是有利条件。”“你讲得有道理,但还有个师德问题。我以为师德首推敬业,我听了你的语文课,课文就那么几句,但是你讲了那么多,而且都紧扣课文这个中心,听了这样的课,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如果你不是这样敬业,就不会去准备那么多,受损失的是孩子,你说对不对?”谈得正起劲,陈婉芳请县长吃饭:“不用,我每天两餐习惯了,在家也不吃午餐,你太客气了。”“走了四十里路,又听了几节课,还能不饿?没有好菜,您别嫌弃。”“恭敬不如从命,好,刘老师,还有……还有你们,一起吧!”他一时不知道怎么称呼陈婉芳。红薯米饭,的确没有好菜,但习惯了两餐的舒县长吃了三碗:“味道真好!刘老师,你准备一下,一两个星期之内我要他们来听你讲课,最好不讲课文,讲点别的,老少咸宜的吧。一条,要他们受点教育,有点触动,最好能振聋发聩。还有,一定要讲你那京腔,哦,叫普通话吧?”县长就是县长,作指示的习惯难得自觉。叫老师们振聋发聩?看样子舒有道很不满意当前的教学质量,对自己这种方式似乎挺对脾胃。他并不怀疑自己教小学一年级的能力,但要在那些教学多年的老师面前摆出示范的模样,这班门弄斧之嫌叫他难于承受。但目前的一切的确归功于舒有道,刘凯文很棘手。仔细想了想:“舒县长,我觉得那样不好。这里的教学还刚开始,效果如何还不得而知,如果您觉得可取,那我就加强这方面的探索和归纳,更重要的是看结果,等一年级终了,将成绩与其它学校的学生做个比较,或许更有实际意义。”功夫不负有心人,暑假前县里做了一次统考,一年级的前三名都被神仙洞的孩子捧了回来,平均成绩高居榜首,刘凯文出了名。听说神仙洞的孩子是供给制,老师的课又讲得如此之好,县里的官员们便挖空心思要把自己的孩子送来,刘凯文当然不好意思拒绝。一年级上升到二年级,一年级新生多达四十多,一个人怎么也忙不过来呀,舒有道的小儿子也是一年级新生,当然来神仙洞。没有老师怎么行呢?刘凯文找到舒有道:“县长,找几个和我一样的右派行不行?放心,保证比我还教得好。”“他们愿意当民办教师?”“放牛的放牛,种田的种田,莫说民办教师,不给钱也愿意。你想想,教了半辈子的书,春蚕到死丝方尽,烛炷成灰泪始干哪!”“好吧,我和他们商量一下。”结果比预料的还好:这个县的条件太艰苦,教师流失严重而导致缺员,教育局正在发愁怎么开课。管他什么派,像刘凯文那样的老师一百个都不嫌多,何况民办教师又不占编制,召之即来,挥之则去,有什么关系?刘凯文回龙庵稍加鼓动,参加砍“三炷香”的十二位老师都来了,刘凯文为神仙洞留下两位普通话讲得好的,其他人撒向各方。新生的家长都是各方神圣,这薄膜塑料窗户也太那个了,于是乎工匠不请自来,拆掉泥巴墙换成木板,扒掉塑料纸装上玻璃,他们恨不得将竹架子屋顶换成木头,刘凯文拦住了:“将来再说,将来再说,千万不能耽误上课。”儿子五岁了,天天在隔壁听哥哥姐姐们上课,课文也记住了,新来这么多小朋友,他也吵吵“我要读书。”读就读呗,一年级的花名册上多了个刘敬原。人多了,享受助学金的只有那二十二个学生,供给制原本就不存在,这钱怎么收呢?他只好求助于舒有道。人家县长解决这种问题实在是小菜一碟:“哪来的什么供给制?办公室发个通知,凡在学校寄宿的学生一律自带铺盖并交纳伙食费。学校按市价计算粮油、蔬菜、副食品及人工开支,实在困难的申请助学金,不允许任何人搞特权。”其实这用不着什么新规定,多少年都如此,只不过没有寄宿的初小。办公室里一个个比鬼都精灵:“县长发火了,赶紧交钱,要不然就把你儿子送回来。”内部消息比正式通知迅速得多也有效得多,谁不害怕孩子被平均成绩比县一小高出二十五分的神仙洞送回来?供给制的故事自然烟消云散。哑巴和老头子为孩子们提供了一年的菜,陈婉芳为孩子们煮了一年饭,都没给过一分钱,现在可以“按市价开支”了。那位砍树时讲四十五度斜线的数学老师管账目:“刘老师,菜可以按市价,陈老师煮饭可比讲课辛苦多了,这“市价”怎么计算为好?”“附耳过来,”那老师真的把头靠了过去:“我们是右派当家,那得坚持反动理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你我十八块,她十五。您别客气,我俩都是您的学生,老什么师?您叫我凯文,叫她婉芳。”这位老师叫喻良诚,早年就读于省府师范学堂,不肯在繁华城市任教而归来效力桑梓,桃李满天下,为人效圣贤,到知天命之年说了句“孔孟之道并非一无是处”成了右派,吃粉笔灰的资格顿时取消,被派去喂猪。道家有句“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话,刘凯文们正懵懂于向孩子们灌输知识的快乐之中,一点也不想知道外间的滚滚红尘,怎么会晓得给予他们这份快乐的舒有道现在日子难过?刘凯文鼓动这么多右派分子“集体出逃”激怒了韦奇杰,你潘友安声称“走光了才好”,岂不是叫无产阶级专政落不到实处?如果不将这个猖狂之极的刘凯文绳之以法,又如何能将反修斗争进行到底?舒有道当县长也当得太久了,习惯了作指示下命令,殊不知手下也不乏韦奇杰一类,韦奇杰找机会对他们晓以利害,借着“四清运动”的滚滚而来,舒有道被严重的“四不清”嫌疑陷入泥潭:养活那么多的右派分子,党的经费如此宝贵,他居然如此挥霍,该当何罪!还没等舒有道讲清自己的清与不清,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打响了剿灭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犹如钱塘江的大潮,排山倒海般地将六亿神州置于板荡。在收音机都尚未普及的山乡,消息是闭锁的,但各种各样的小报经串联学生之手雪片般撒开,“刘少奇邓小平原来是反对伟大领袖的”,老人们摇头,年轻人迷茫,白龙江地域的革命形势远不像北京上海那样轰轰烈烈。韦奇杰也一时方向不辨,但他那不安分的心又耐不住寂寞,便装成一般群众的样子去拜访前来煽风点火的学生。那学生口若悬河,呜哩哇啦一通便点开韦奇杰的灵犀,这位党委书记出门就开始了他的“踢开党委闹革命”,扯起“白龙江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大纛,请那串联学生做副总司令,风威火猛地大张杀伐。韦奇杰的第一个“革命行动”是查封组织部的档案,看看走资派们搞了些什么“黑材料”。第一个揪斗的“走资派”是武忠良,罪名是“镇压革命群众的刽子手,刘少奇司令部的急先锋”。虽然一时还不敢动手动脚,但引进了喷气式飞机,将老头子折腾得够呛,也叫山乡的不逞之徒开了眼界:“嗨,还可以这样?”麾下的兵马多了起来。那串联学生问及有没有“四旧”?韦奇杰想起了“尚未解放”的龙庵,带着几十号人浩浩荡荡地杀将过去,围着宝塔转了好几圈,自愧蚍蜉难能撼树,移师南岸,把那问心亭砸个稀哩哗啦。然后进驻镇政府,将那潘友安赐名“龙庵头号走资派”,让这小杂种也品尝品尝坐喷气式飞机的滋味。本来还要捎上骆喜根的,但骆喜根在皮纸厂,含辛茹苦地把皮纸厂盘转了,老百姓把他奉为神明,惹恼了群众可不是闹着玩的,饶他快活几天,以后再说吧。经过骆喜根家门口的时候,骆楚雄站在那里看热闹,韦奇杰神气十足:“小保皇派,告诉你爷老倌,趁早反戈一击,继续与人民为敌,死路一条!”好汉不吃眼前亏,骆楚雄把这口恶气强咽了下去。哥们饿了啊,到了自己的治下,已经叫“革命闯将”们“废寝”了,怎么能再“忘食”呢?虽然他踢开了党委,但谁也没有说他不是书记呀,那会计、出纳正在噼里啪啦打算盘呢:“过来,支五千块钱,我给你条子。”“白条子恐怕不合适吧?”在会计眼里他当然还是小镇的最高领导,但会计制度又不敢违反。“我写的是红条子。嗯!”见他身后那些个虎视眈眈,便不敢言语了。有钱就好办,英勇的革命闯将如虎添翼,有恃无恐地转战南北了。旄头再指何处?当然是荡平藏污纳垢之所。挥师舒有道的县城,与那里的“战友”合兵一处。铺天盖地的“打倒”贴满墙壁,县政府门前召开批斗大会,第一个押上来的就是脖子上挂着大黑牌的走资派加四不清分子舒有道,陪斗的是县教育局局长。声嘶力竭的揭发批判之后,舒有道的肩膀脱臼了。教育局长不得不交待刘凯文和那些右派“躲藏于何处”,韦司令责令“立即叫他们来接受教育”,他只好惟惟喏喏。老师们以为是教育局召集会议,忙不迭地来了,等待他们的是“无产阶级的铁拳头”,批斗之后用绳子系成一串,翻山越岭地押回龙庵。怎么处置这些阶级敌人呢?韦奇杰不愧校长出身,他要为文化大革命创造对敌对分子实行专政的新鲜经验,建立“牛鬼蛇神强制改造学校”。“学校”,这名字取得真好。谁来当教官呢?当然要找革命立场最坚定的革命闯将。谁合适?当然是那些出手最凶狠的。潘友安也有幸成为这所学校的“首届学员”,战战兢兢地蜷在角落里不敢抬头。“抬起头来看看你爷爷!”潘友安是听话的,坏了!这“爷爷”不是县城的几个劳改释放犯吗?韦奇杰的“专政”一天天地严厉,打击的范围一天天地扩大,专政对象也一天天增加,他的“学校”也人满为患。什么书记乡长,局长股长,全他妈走资派!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反革命,全他妈死不改悔!原来的仓库不够用,干脆进驻中学!“学生要上课?”“亡党亡国”重要还是“灌输封资修”重要?经这么一番建功立业,白龙江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名声大振,令整个地区“谈韦色变”。教育局派人来叫老师到县里学习,刘凯文不敢耽误孩子们的学业,吩咐陈婉芳“顶替顶替”。读书的时候陈婉芳成绩很好,代几天初小二年级的课应该不成问题。担心一年级的孩子“放鸭子”,就叫统考第二名的李毛丫,就是那个十五岁才上学的孩子去讲。为什么不叫第一名?因为他是那个六岁就上学的孙石头,个子太小了。做饭的事情怎么办?只好麻烦胖婶娘。胖婶娘早就跃跃欲试,终于有了一显身手的机会,高兴得嘴都合不拢,却不知道自己与用扦担保卫刘老师的机会失之交臂。三天都没回来,陈婉芳一点也不着急:“学习嘛,等于给他放了几天假,休息休息也好。”第四天来了几位家长:“刘老师呢?”“不是到县里学习去了吗?”“不好!哪里是什么学习,你们县来了好多造反派,把舒县长的胳膊都搞断了,你们那里来的老师都被拖到台上批斗,批斗会开完了就放了舒县长他们,大家以为刘老师他们也放了。那天是星期六,星期一本该上课,你们那里来的老师都不在,学生们等了一天也没有见到人,觉得不对头,今天特意来看看。”陈婉芳的心悬了起来,到哪里去了呢?会不会……她不敢朝最坏的地方想,却又不能不想:“我们县来的是些什么人?”“不认得。不过好像有个什么韦司令。”完了!认识刘凯文的姓韦,那就只有一个韦奇杰。他不是书记吗,怎么当起司令来了呢?舒县长的胳膊都搞断了,那刘凯文肯定会吃更大的亏!陈婉芳可没有丈夫那么沉得住气,什么都顾不得了,甩掉手里的粉笔直奔龙庵。陈婉芳跑得飞快,擦擦脸上的汗,七星岩上的宝塔遥遥在望,脚下更快了,但她傻眼了:问心亭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但是她没工夫细看细想,一路小跑到了龙庵。进街尾就叫陈婉芳眼前金花直冒,墙上到处是大字标语:“打倒潘友安!”“潘友安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叫刘凯文永世不得翻身!”还有什么刘邓陶王就顾不上了,她要见到自己的男人。半路上骆婶娘一把抱住了她:“进屋。”陈婉芳顺从地跟她到吊脚楼上,骆喜根坐在那里唉声叹气:“你怎么今天才来?”“我今天才晓得……”泪流满面的陈婉芳泣不成声。“韦奇杰毒啊!抓了好多的人,都关在中学。造孽啊,这个不得好死的申公豹!”“骆叔,想想办法让我见到凯文,那边的舒县长胳膊都搞断了,不晓得凯文伤成什么样子。”“连楚雄都进不去,你怎么进得去?那些王八蛋只认袖标,我们到哪里搞得到他们的袖标?这样,我想个办法。楚雄,你再去找找你那个同学,看看你凯文哥到底要不要紧。”骆楚雄赶紧去了。傍晚,骆楚雄带回一个小伙子:“刘凯文他们还好,地富反坏右是死老虎,榨不出什么油水。他们现在要打活老虎,要那些有职务的人交代,说揪出一个很大的反革命集团,大得叫一般的人想都想不到。公安局的武忠良不过是个小头目,上面还有大头子,你们这里的潘友安是最小的联络员。韦奇杰讲了,看哪个想进来,进来的就是反革命集团的探子,进来一个抓一个,千万不要放跑了线索。”“刘凯文身上有没有伤?”陈婉芳当然放心不下。“抓进去的个个有伤,多少而已。楚雄交待我看看刘凯文,我找到他,说骆楚雄问他情况如何。他说批斗的时候挨了几脚,小时候练过功,坐飞机没有伤着胳膊,叫楚雄想办法带信给他堂客,他没有事,千万不要东找西找。”“那里面有没有饭吃?”“看样子这位姐姐就是刘凯文的堂客。我就是管伙食的,饭还是有吃的。放心,我不是他们那种人。叔叔,我原来在公安局,请您帮我在龙庵找个合适的人买买菜,不能叫他们认出是你介绍的。”“没有问题。我给你派一个绝对可靠的人。”骆喜根想起了高大全,这小子初中毕业后闲逛了好久,家里怕他学坏,当镇长的骆喜根动员他去参军,在部队表现很好,入了党,还成了大比武的标杆。罗瑞卿倒了,他也莫名其妙地退了伍,牢骚满腹地怎么都不舒坦,找骆喜根闹过好几回,可有什么办法?但骆喜根知道这家伙靠得住。留在龙庵于事无补,陈婉芳只好对骆叔父子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想办法救出她的刘凯文。龙庵的房子早就卖了,问心亭也成了一堆瓦砾,她只好回神仙洞,妈妈和儿子都在那里,还有刘凯文唯此为大的那么多学生,她得赶紧回去。既然刘凯文回不来,陈婉芳的“顶替”就得继续下去,学生们知道刘老师被造反派抓走了,妈妈那么伤心,他们的学习就更加发奋了,原来还有那么点小小的调皮,现在全都乖得不得了。但是陈婉芳不会讲普通话呀,她只好申明:“我不会讲刘老师那种话,课文我就照字典上的拼音念,平时就没办法了。”就这样也难为了她:不管认识不认识,每个字都必须按照字典上的拼音发音,心里还记挂着丈夫,晚上儿子小声地问她:“妈妈,爸爸几时能回来?”是啊,我的凯文几时能回来呢?隔几天就去一趟龙庵。三个月下来,陈婉芳俊俏的眼角冒出了鱼尾纹,丰腴的身段明显地消瘦,白头发悄悄地爬上鬓角,可她哪有照镜子的心境?陈婉芳只能顶替这么三个月,造反派不能容忍这所“右派当家”的学校。他们一面埋怨崎岖的山路,一面谩骂可恶的县长,跌跌撞撞地到了神仙洞:“奉司令部命令,根除走资派贵族特权的洞穴,荡平右派分子毒害儿童的老巢。”孩子们哭声大起,胖婶娘将扦担指向他们胯下:“看哪个敢动这里的一根稻草,老子用他做种的家伙做锣锤!”那扦担犹如当阳桥上“燕人张翼德”的丈八蛇矛,别看这些人气壮如牛,真还没有一个敢上前的。但是人家的头头有办法,抓住那些家长:“如果不接回自家的孩子,就意味着和舒有道穿一条裤子,自己知道下场就行!”城里来的孩子都接走了。助学金和粮油供给一停,学校陷入绝境,只好让神仙洞的孩子回家“听信”。既然没有了学生,陈婉芳正好回龙庵和见不了面的丈夫近一点。原来借给方子如的房子还空着,房主人原本就是关系甚好的邻居,祖孙三代挤在一起以泪洗面。韦奇杰的“白龙江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像白蚁窝一样地恶性膨胀,山头遍布大半个省,龙庵太小,总部移到了交通比较便利的县城,简易公路为韦奇杰们提供了方便,县政府的草绿色吉普成了韦司令的专用坐骑,供销社的六轮卡车成了“敢死队”的装甲兵车,只要他高兴,吆喝起那群保镖前呼后拥地呼啸而出,车轱辘卷起滚滚尘烟,伤害着人们的眼睛,压抑着人们的精神,谁不害怕这些如狼似虎的丧门星?韦奇杰一遍遍地学习最新最高指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中央揪出了那么多赫鲁晓夫,省里也不少,难道我们就不能揪出更多的来?这上上下下的赫鲁晓夫们就没有连成一气?他越想就越觉得身边就有一张网,他要为中国革命打碎这张网,为英特纳雄奈尔立下这盖世之功。“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韦奇杰的想象力丰富而且昂奋,伟大导师叫我们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自己就是那砸碎旧世界的旷世奇才,就是要大胆设想,努力求证,什么手段都要用上,“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嘛!第一个被击倒的是潘友安,他那“永不叛党”是为了当官才举手的,如果小命没有了,官怎么当?他交待的和韦奇杰希望的一模一样:“县里的小头目是武忠良,刘凯文负责与北京联系,自己没做什么,但知道这件事。”大喜过望的韦奇杰立即让潘友安到造反司令部的有线广播上“反戈一击”,为了体现“坦白从宽”,潘友安当晚被释放回家。三天后,原县农协潘主席吐血而亡,赶去参加丧礼的骆喜根发现潘友安苍白的脸上残存着明显的手指头印。五花大绑的刘凯文被押送到县城,韦奇杰亲自审问:“老右派,不老实交待我亲手毙了你!”“现在?”“哪有那么便宜?不过呢,你也有娇妻幼子嘛,不为他们想想?”“怎么想?”“那还能怎么想!讲吧,与北京的哪个联系?哪个叫你联系?内容是什么?难道还用我来教你!”“就这些?”“对呀,坦白从宽!”“没问题。北京和我联系的是刘胡兰,她的秘书叫雨来,姓什么我忘了。这边的领导叫董存瑞,副的叫黄继光,估计你都不认识。”后果可想而知,遍体鳞伤的刘凯文被抬进了公安局的监狱。终于到了“现在是你们小将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怙恶不悛的韦奇杰被“集中”到省里办学习班去了,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斗批改”阶段,和刘凯文同狱了那么久的武忠良被接出去结合进了新的县领导班子,“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的一把手不同意释放刘凯文这个摘帽右派,倒是那“受尽了折磨”的潘友安同志获得了“解放”,风风光光地主持龙庵的“全盘工作”。既不审讯也不宣判,刘凯文是“无期”。陈婉芳终于打听到丈夫关在县城的监狱里,心急火燎地前来探监。县监狱没有隔着玻璃握听筒的讲究,探监的地方摆着板凳,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的夫妻俩抱头痛哭,被狱警厉声制止:“小声点!”还好,刘凯文身上干干净净,虽说失去了自由,但也用不着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再添伤疤。“敬原呢?”丈夫的声音就像他吹的笛子。“在龙庵,长高了蛮多。我们就住在原先方子如住的屋里,妈妈和他都要来看你,太远了。”妻子讲话比周璇唱歌好听多了。“放心,我在这里很好。学生们呢?”这是他萦绕于怀的。“都接回去了,要不然我也不会回龙庵。”“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伤感之情油然。“把妹妹的号码告诉我。”陈婉芳站了起来。刘凯文突然发现了妻子的坚毅,赶紧将电话号码告诉了她。“好了,该走了!”狱警赶人了。两个人会心地点点头,挥手而别。从监狱出来,陈婉芳先到商店借支笔记下号码,再打听邮电局朝哪边走。县城的邮电局就不是一个营业员了,伸手接过号码:“到那边等着。”墙上的钟嗒嗒地转,那营业员带着耳机也不言语,半个小时过去:“快点,到那个小屋里去。”陈婉芳拿起了听筒,她平生第一次听电话:“喂”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她把话筒倒过来,有了,那边也在喂、喂地叫。“你是顾延安吗?”她不得不用丈夫的京腔。“您是谁?”人家才是正宗的京腔。“我是刘凯文的妻子。刘凯文……”“延安不在家,六点再打来好吗?”听筒里嘟嘟地叫她茫然:“怎么办呢?”营业员乓乓地敲门:“出来,人家都挂了,一分钟。”“请问几点关门?”她接过营业员还来的号码。“不关门,二十四小时营业。”墙上的钟当当地响了三下,不就是等三个钟头吗?可不要叫人讨嫌,到外面等。长途电话好贵,一分钟这多钱,要想好怎么讲。记住,窟窿多的一头朝上,再不要把话筒拿倒了。好不容易到了六点,她又进了那间小屋:“麻烦您请顾延安。”“嫂子吗?我是顾延安,您好。凯文呢?他怎么不跟我讲话?”陈婉芳的眼泪涌了出来,呜咽着说:“他在大牢里,我们什么坏事都没干,老老实实地在深山老林里教书,造反派把他抓走了,关了几年了,我今天才找到他。妹妹,没有人能救他,只有拜托你了,救救他,我给你叩头,给你立长生牌位。呜……”她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别哭,别哭,嫂子,我知道了,放心,在家里等着吧,我知道怎么办。你还住在那个什么龙庵吗?回去吧,凯文的事我来办。”一个月后,刘凯文回来了。到家的第三天,来了两位解放军,和刘凯文谈了整整六个钟头,刘凯文那瘦削的脸上有了难得的笑容。又过去两个月,舒有道来了:“刘老师,你好啊,我来看看你。”“舒县长,您怎么来了?”“怎么,不欢迎?”“哪里话,就是没想到。”“到你们县里来了,一把手,你看,这个膀子坏了。告诉个消息,昨天逮捕了韦奇杰,以前是办学习班,人家有党籍嘛,不开除怎么抓?”“苍天有眼哪!”“苍天有什么用?他恶贯满盈!这几年光死在他们手里的就有五个,受伤的不计其数,也包括你我。可也真有意思,他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按最高指示办事,真他妈狗屁胡说。”“这几年全国闹哄哄的,也不知道有多少个韦奇杰,也不知道有多少个舒有道、刘凯文,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这样子能叫国家富强?”“拉倒,你老先生最好三缄其口。当然罗,其实我还不也是这样问过自己多少次,但是不能讲啊!人人心里有,人人口上无,只能是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样的革命每七八年搞一回,下回又不晓得是哪个倒霉?想起来都头皮发麻。不讲这了,有件事我怎么也没有想通,你一个摘帽右派,省革委会怎么会专门发个函,而且要把办复情况上报,是不是有通天门路?”“我有什么通天门路?一直关在牢里,狱不通风,有门路也没办法通啊。倒是那个一把手亲自把我从牢里放出来,一口一个对不起,我也稀里糊涂。你是不是接他的手?”“然也。他从省城回来就在县革委会作了检查,说什么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理解敷浅,对某些案子处理得非常官僚,对不起革命对不起党。云云。搞得大家莫名其妙。倒是那位武忠良似乎早就和他有过争论,发言的时候没给面子:“为官最忌草菅人命,你革命才几天?嘴脸难看,意见难提。把人家搞成那个样子,和韦奇杰有多大区别?换个地方当官,劝你真正改正,不要以为就你头上戴过五角星。”嫂子,茶喝干了!”陈婉芳给他续上水,他站了起来:“这伙计也可怜,临走前和我谈了半晚:高中毕业参军,飞快地把肩膀上的星星搞到三颗,中印反击战立了功,星星少了两颗,杠杠加了一条。在部队搞得好好的,要他来支左,他那点社会经验还停留在高中学生的水平上,脑袋里“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专打洞”根深蒂固,对打砸抢的坏头头毒入骨髓,对五类分子仇恨满腔。武忠良出狱就告诉他“刘凯文对韦奇杰斗争很坚决”,话还没讲完,他的脸拉得老长:“狗咬狗,两嘴毛,一丘之貉。”把武老头子气得直翻白眼。也不晓得你先生得遇何方神圣,上面把他叫到省城训得狗血淋头,连夜回来到大牢里把你放出来,之后一张调令叫他去甘肃酒泉报到。他堂客在内蒙古为他生个儿子,三岁了还没见过爸爸,天晓得哪年哪月才能见面,也遭孽咧。”肚子饿了:“婉芳姐,做饭耽误时间,我们到馆子里对付一餐吧。”她同意了。街上多的是餐馆,我问她哪家比较好,看样子婉芳姐不甚了了,便进了一家看来比较干净的。时间也实在晚了点,一个食客也没有,系着花兜兜的服务员为我们摆两副碗筷,热情地递过菜单:“哪位点菜?”我一把抓过来,很想和婉芳姐共用一顿丰盛的午餐。“子如,我想吃碗肉丝面。”“吃饭不好吗?”“好多年没吃了,想吃。”“两碗肉丝面。”想起了母亲当年的奖赏,觉得不无不可,但那精灵鬼气的丫头让我感到了明显的怠慢:“两碗面——”声音拉得很长。足足等了一刻钟,面条来了:“慢用,三块钱一碗,把钱付了吧!”我给了张大团结,她到柜台上拿来四个钢蹦,哗地一下丢到桌子上,转身就不再搭理了。面条是机器轧的,很白,很细,厚厚的一层油,很细的肉丝煮得很老,一点味道也没有,我旧味重温的美梦也破灭了。“婉芳姐,我们换一家餐馆吧。”“不用了,就这样蛮好。”“不行!”我不能浪费和婉芳姐难得的进餐机会,吼了起来:“过来!”服务员以为我在面条里发现了什么:“是干净的……”“拿菜单来。”花钱到餐馆过上帝瘾,用不着别人教我怎样放大喉咙。将菜单上最贵的菜点了四个:“快点!”服务员颠颠地跑进去了。估计不到一刻钟,四大盘摆上了桌子,厨房门口涌出几个带厨师帽的小伙子,对着我们嘀嘀咕咕。“把你们店里最好的葡萄酒拿来一瓶。”“我们……我们店里只有白酒。”小丫头知道了,这套工作服棉袄里有钱,但我那张铁青的脸一定很难看。“不就是想多赚点钱吗?去买!”“不是的,”她有点怯惧:“我帮您老人家买,按发票收钱。”这顿饭吃得不舒服,菜吃得很少,一个狐皮领皮袄来了:“啊,是刘家嗯妈呀,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懂事,多包涵,多包涵。这样,菜没怎么动,我送到您老人家屋里去,要得不?”我也懊悔自己的失态:“你是老板?”“嗯啦,对不起,怠慢了。”“先结账吧,麻烦老板派人把菜送到我姐姐家。”我递给他一支烟,他居然双手来接:“谢谢,啊呀,玉溪的呀,好烟!”婉芳姐一路走一路埋怨:“脾气怎么变得这样丑?一餐饭花这么多钱,唉,子如啊,姐姐不喜欢这个样子。如今就是这样的世界,他不赚钱吃什么?我呀,还是那年和你凯文哥一起吃过一次肉丝面,他不在了,我一个人随便弄点填饱了不饿就阿弥陀佛,没进过馆子。”骆楚雄站在婉芳姐门口:“讲了两天还在讲,哪有这么多话?”我把餐馆里的事告诉了他,他笑了:“你们大城市的人就是讲派头,老子那里好酒好菜你看不起,跑到馆子里受气,活该!胡雅莲骂我了,叫我在这里等着,如果今天婉芳姐不给面子,叫我也别吃饭。”餐馆的小伙子把菜送来了,骆楚雄威风十足:“端回去,告诉你们老板,明天我来吃,有一点不新鲜就砸你家的锅!”“姐姐,我看恭敬不如从命。我的电脑在他家,里面有很多的照片和录像,你也可以看看你的弟媳妇和孩子。”“好,我把门锁了就走。”她当然是为了看照片。婉芳姐在路上告诉我:“楚雄他堂客还是蛮不错咧,就是喜欢打扮,什么都要比别人强才好。那年杜院长退休了,又冇得个亲人,只好还是住在卫生院。胡雅莲二话冇讲把她接到屋里当亲娘一样地供起来,后来生病,屎尿都在床上,胡雅莲一直伺奉到死,热热闹闹地开祭请酒做道场,不把把杜院长剩下的那点钱花光不罢休,咯街上个个称赞呢。”说着到了骆楚雄的家门口。“哎呀,婉芳姐,你是真难得请哪!进屋,房里请坐。冷吧?我把炭盆烧起来了,如今的炭也难得买到手。火塘烧得满屋都是灰,邋遢死了,人家方子如是城里人,莫看棉袄是工作服,裤子就都是“九牧王”,几百块一条咧!要是烧个窟窿,他堂客不发脾气?”我这位胡雅莲同学真仔细。其实我个子矮,肚皮又大,其它牌子的裤子穿不了,就只有“九牧王”合适,都是在断档的时候买的,一百块一条,不比别的裤子贵。进门我就打开了电脑,教她按第四个键便是往下翻,想回头就按第三个键,姐姐是很聪明的,一张张地看得很专注,让我又看到了那难以忘怀的笑容,只不过其中叠加了老年人的慈祥。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姐姐的眼睛不好,我赶忙拿出折叠式老花镜:“怎么样?”“蛮好。”“蛮好?就送给你吧。”婉芳姐取下了眼镜:“这眼镜很贵吧?”她说对了,这老花镜片是天然水晶的,价格当然不菲:“我还有,你眼睛不好,留下用好了。”手脚麻利的胡雅莲上菜了:“骆楚雄,帮忙倒酒呀!” 只好关上电脑。又是丰盛的一桌,都是我爱吃而又久违了的菜,胡雅莲的手艺不在厨师之下。但是我不敢喝得太多,如果像那天那样醉了,就会耽误和姐姐讲话,我希望早点吃完,光吃菜,几乎没用饭。刚准备和婉芳姐起身走,“婉芳姐,请你帮个忙,”胡雅莲端来了做擂茶的擂钵:“方子如出去四十二年,只怕没吃过擂茶,我做得不好,你的擂茶龙庵第一,劳烦你费点劲,让他回忆一下家乡味道。好不?”“好多年没擂了,只怕忘记了。”婉芳姐笑着接过了擂钵。早就准备好了的芝麻茶叶,黄豆绿豆,生姜炒米都来了,擂茶杵在她的手里飞快转动,一缕淡淡的清香逸出,我陶醉了。幸亏饭菜吃得不多,喝了一碗又一碗,总算填补了没吃上杠子面的遗憾。“子如……”姐姐欲言又止。哦,我知道了:“今晚把电脑放到你那里,想怎么看就怎么看。楚雄,家里有多头插座吗?” 骆楚雄到外屋找来一个,放进了电脑背包:“还得给我个电筒,我送婉芳姐回家。”龙庵华灯初上,街上行人不多。我和婉芳姐并肩而行,她的气色很好:“没想到楚雄堂客想起了擂茶,总算是给你做了点我想做给你吃的东西。子如,你爱人叫什么?”“她姓聂,叫聂玉萍,吉林人,比我小七岁。还看得过去吧?”“蛮漂亮。孩子呢?”“两个都是女孩,大的叫方骏,七四年八月间生的,在证券公司工作,女婿是她的同学,今年国庆节结的婚,房子是他们自己买的。小的叫方骥,比他姐姐小两岁,也有朋友了,说是玩够了再结婚。”“你这次是请假回来的吧?”“开会,顺便来看看,毕竟几十年没回来,多住几天没关系。”“你是公家的人,早点回去好。明天我俩去看看你凯文哥?”“好。”说话间到了她的家,很快就装好了插座,打开电脑:“姐姐,你就这么看,看够了就把插头拔下来。”“不会搞坏吧?”“不会的。早点休息,明天我再来。”回到骆家,两口子坐在那里谈天:“回得这么快?”“也该和你们扯扯乱弹了,要不然说我摆城里人架子。楚雄,好像你和潘友安关系挺不错,怎么回事?”“住在一条街上,低头不见抬头见,关系谈不上好,也没有必要扳起付脸。凭心而论,他也是个倒霉蛋。”十年动乱哪,害了多少人?耽误了多少事?舒有道主持县里的工作,先是革委会主任,恢复党团组织以后就是书记,的确是个有魄力的人。上面讲“两个凡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上面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就“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一句话挂在嘴边上:“百姓要吃饭,学生要读书”,别的事情根据条件看着办,这“吃饭、读书”一点不含糊。韦奇杰当然是“揭批查”的头号重点,“敢死队”那些罪行昭著的打手进了班房,枪毙了两个罪大恶极的家伙,老百姓既高兴又不高兴:“为什么没有杀掉这个该塞北海眼的申公豹?”人家武忠良按既定方针办哪,韦奇杰的确干了很多很多的坏事,有罪。办了这么久的学习班,证人证言也收集得很齐全,倒真没有杀人放火,也没叫人去“夺人性命”,但大搞逼供信,冲击要害部位,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破坏公共财产,认罪态度尚可,依法判刑十年,早就放出来了。人是放出来了,家就完蛋了。他老婆见他要坐十年牢,坚决“划清界限”离了。独儿子本来在军校上学,有了他这样一个坐牢的爹,劝退了,儿子想不开,爬上最高的楼跳了下来,粉身碎骨。这家伙回来后就在家乡务农,听说一句话不讲,什么人也不愿意认识,天天捡他的牛粪。虽说潘友安 “反戈一击”的广播没多少人听,但韦奇杰招供了呀,刚好符合“出卖灵魂陷害同志的,连党的最关紧要的利益都不顾的人”标准,哭哭啼啼做了无数的检讨,表示今后一定“无限忠于”,但党员重新登记的时候被除名了。考虑是否留用公职的时候,德高望重的武忠良说话了:“不要一棍子打死嘛。”放哪里呢?“打扫打扫县政府的卫生吧,那厕所可一定要搞干净。”一镇之长变成了扫厕所的清洁工,窝囊自不待言,娇气滴滴的花苗苗不干了:“活在这世界上有什么意思?”原来就没有好好工作过,以后就更不成名堂,杜院长怎么做工作都不见成效。可人家娘家有本事,女儿到这山沟沟里本来就老大不高兴,女婿又是这么个东西,干脆接了回去,八分钱邮票寄一封信到法院:“立场完全对立,感情不复存在,坚决要求离婚。”红证书换成绿证书,成了光棍的潘友安恨不得跳白龙江。骆喜根不忍心了:“舒书记,我这皮纸厂也有模有样了,身边就差个文书,把潘友安给我吧。”从此,潘友安就在皮纸厂摇笔杆。厂里有多少东西要写呢?无所事事的潘友安就什么都写,杂文、诗歌、小说,先是小块豆腐干,后来著述甚丰,居然还就写出了名。待骆楚雄的弟弟接了父亲的班,县文联建议潘友安到那里“专职”,久而久之,人们也淡忘了过去的陈谷子烂糠,被选成了秘书长,民间组织嘛,也用不着组织部批准。但潘友安对骆家父子感恩戴德、毕恭毕敬,骆喜根九五年患肝坏死病重住进县医院,骆楚雄的建筑公司正好揽到了一项大工程,分身乏术,潘友安未分昼夜地伺候,如果不是他处理得恰当,骆楚雄连送终都差点没赶上。人的情分到了这个当口,关系不好也说不过去了。最遭孽的还是刘凯文。韦奇杰叫他招供,他大气凛然地“刘胡兰、黄继光”,把韦奇杰气得发昏第十三章,还没来得及发作,省城的大头头来了电话,在场的那些打手已经把刘凯文收拾得气息奄奄了。就是那两个挨枪子儿的家伙,打人专找致命的地,第一脚就踢向刘凯文的两腿之间,“嗷”地一声倒下失去了知觉,任凭他们乒乒乓乓,接完电话的韦奇杰看到的几乎就是一具死尸。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抬出死尸终归不怎么恰当,也不管他有没有气,“交监狱严加看管这绑送来的现行反革命”。县监狱的狱警也身不由己,待“革命闯将”走了后作个登记,见状吓得够呛,赶紧请医生来看看,发现还有口气,强心针打下去,才把刘凯文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医生的尽心尽责和刘凯文良好的身体素质救了他的性命。断了四根肋骨,头部和脾脏严重受损,在监狱里将息了两年,表面上恢复了生命特征,但内伤严重,那一脚使他成了太监。正如舒有道所说,不知道际遇哪路神圣,上面要求“将落实政策的情况上报”,怎么落实呢?舒有道只好按“错抓”处理:从批斗的时候开始计发工资,代课的民办教师一个月十八元,二十六个月四百六十八元,咬咬牙给一百元救济,以后看病到县政府报销,已经到顶了。刘凯文成了个废人,新的龙庵镇政府是高大全挂帅,想办法给办了个经营许可证,尽量照顾些紧俏商品,一家四口的生活刚刚有了起色,祸不单行,老母亲一病不起,三个月后,一口棺材抬到成了废墟的问心亭后面山上,和老倌子做伴去了。劫后的小镇慢慢地恢复生机,一些传统的手工作坊如雨后春笋,其中包括做棕绳。龙庵盛产棕皮,梳理出棕丝和棕绒,摇成粗细不同规格的棕绳,虽说附加值不算很高,但也是一桩生计。供销社收购的量很大,为便于装船启运,一捆捆地堆在临近码头的戏台下面。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红太阳陨落了,哀乐响起,全国陷入极大的悲哀。龙庵的祭坛就设在那座古老的戏台上,无数的花圈,无数的挽联,寄托着无限的哀思。孩子们以前没见过这稀奇古怪的花圈,更不清楚大人们为什么都戴上这前所未见的黑胳膊箍,他们都来了,热闹非凡。十六岁的刘敬原在读初中,他继承了爸爸的高大英俊,沿袭了妈妈的漂亮聪明,在家是个懂事听话的乖孩子,在校是个品学皆优的好学生。爸爸有病,妈妈艰难,他帮妈妈尽量多做些家务事,从不淘气。这孩子从小就喜欢桥,见到桥的照片就爱不释手,北京的顾姨知道了,给他寄来好多桥的明信片和书,他做完功课就一遍又一遍地看呀看:“以后啊,我就要在白龙江做个比这还漂亮的桥!”他是爸爸妈妈的希望和骄傲。但他毕竟是个孩子,老师讲了要参加悼念活动,同学们都去了戏台,他做完作业也去了。那一排排的花圈,一幅幅的挽联,他觉得新奇,便一一地仔细看下去,不觉来到戏台下面。孩子们在棕绳捆堆里嬉闹,刘敬原听到哭声,便循声寻找,原来是一个孩子自己摔倒了,他赶紧去将她拽起来。小妹妹出来了,但码放得并不规范的绳捆垮塌下来,将刘敬原压在下面,女孩子大声呼唤,人们迅速地搬开一捆捆的棕绳,抱出七窍流血的刘敬原。杜院长就在戏台上,那是因为镇政府担心有人悲伤过度而发生意外,没想到发生了这样的意外,尽管杜院长来得很及时,但孩子已经没气了。看到体温犹存的尸体,两口子犹如五雷轰顶,陈婉芳大恸嚎啕,打断了骨头都没哼一声的刘凯文也痛哭失声,所有的人都洒下了同情的泪水:“绳子总是在最细的地方断”。真正的悲哀从祭坛向整个小镇流淌。问心亭后的小山上又隆起一座新坟,刘凯文伤心地将儿子的一切全都放进了棺材,人见人爱的刘敬原到天堂建造他“天那么大的桥”去了。丧子之痛给予刘凯文夫妇的打击甚于以往的一切,很久都无法自拔:陈婉芳把饭菜做好后,竟然还习惯地等待儿子放学回来,等意识到儿子再也不会和他们一起用餐了,龙肝凤髓也味同嚼蜡。烧洗脚水的时候也习惯地留下很多,但儿子再也不用洗脚了。晚上是没有任何生意的,但他们从来都是等到学校的晚自习结束以后,儿子带着甜美的笑容几乎是冲进门来:“我回来了!”等他洗完脚,学校的熄灯钟敲响,才关上门板。儿子再也不会冲进门来说“我回来了”,但他们家的门板还是等到学校的熄灯钟敲过之后才关上。心伤夹裹着体伤,哪有医药可治?刘凯文孱弱的身体每况愈下,国字脸变成了瓜子脸,虽然他一天也没忘记给妻子“一座自己的天堂”的承诺,却无可奈何地跟随岳父母和儿子去了,在儿子死后的第五十天,刘凯文那颗满是情爱却也满是伤痕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留给妻子的最后一句话是:“婉芳,只怕我也要到共产主义去了。”我也是得见巫山、曾识沧海的人,却翻来覆去地怎么也睡不着:凯文哥的音容挥之不去,婉芳姐的遭遇萦绕于怀,而这一切的起源又与我直接相关。如果我成绩不好没考出高分,也就不会引起婉芳姐的惋惜,就不会写那么一封信。如果凯文哥熟视无睹不予闻问,或者不写那该死的曹孟德,也不会荆冠冠首当上右派。如果刘敬原不去戏台,没听见女孩的哭声,也就不会寻声拽人,何以早夭于年少?如果凯文哥不以童养婿为念,与顾延安结为连理,他又将是何种身份面世?……无数的“如果”叫我彻夜无眠,天没亮就爬了起来,手机上标明四点三十分。空旷的街道上无车无人,漂亮的路灯发出微黄的光焰,我又来到江边,洗洗脸,漱漱口,连喝了几口冰凉的江水,觉得还不过瘾,干脆把头沉到水里,这才痛快了。城墙岩方向泛起鱼肚白色,宝塔的身姿渐见清晰,回头再看龙庵,楼宇起伏,灯火阑珊。盘腿坐在冰凉的鹅卵石上,一连抽了两支烟,看看手机才六点,干点什么好呢?哎呀,这几天竟然没给老婆打电话,回家挨批斗是难免的了。估计玉萍还没出去锻炼,打个电话试试,果然在家:“不错啊方子如,终于想起还有个家,到了哪里?”语气不乏揶揄,我早就习惯了:“在路上,过两天就到家了。”“拉倒,从美国回来也不用两天。好好玩吧,别忘了吃药。”挂机了。上坡再走几步就是婉芳姐的家,灯亮着,我敲敲门:“姐姐,是我,子如。”屋里一股锅巴粥的香味,电脑屏上是我家六个人在黄鹤楼的合影,眼镜放在旁边,床上的被子没有打开,看来婉芳姐也是一夜没睡。“看完了?”“嗯啦。看了好几遍,照得真好。”她神情呆滞,欲说又止。“是不是想把照片留下来?好办,街上有的是照相馆,洗印一百张好不好?”我从电脑包里取出芯盘,挑选出一百多张装了进去:“铺子开门就去洗印,给你装个影集,就可以天天看到我们了。”她的眼眶红了。她用手捂住眼睛:“我给你煮了锅巴稀饭,不晓得喜欢不喜欢?”“喜欢。进屋就闻到了,只有姐姐晓得我喜欢吃什么。”“再回来就不晓得姐姐在不在了。”“什么话!姐姐,你一定长命百岁,凯文哥会保佑你的。”我心里一阵隐痛:如果不是那该死的动乱,姐姐何以如此孤独?凯文哥那么健壮,刘敬原如果不遭横祸,她也会像其他人一样夫唱妇随,相濡以沫,膝绕儿孙,安度晚年,岂不就是“自己的天堂”?唉,老天不公啊!用罢香甜的锅巴粥,我们去问心亭。婉芳姐拿出两个小折叠凳:“山上没地方坐,我每次去都要呆上半天,这凳子蛮好。”街上恢复了既往的嘈杂,汽车站旁边就是一家柯达洗印店,小伙子的电脑玩得比我精多了,一下子洗印这么多,高兴得不得了:“老板定准是个大款,到过这么多地方,啧啧啧!优惠。布纹吧?六角钱一张,一分钱不赚。”“不赚钱你喝西北风?”“生意难做咧,就这行情。我送你一本大相册,好吧?”原来街尾的拱桥还在,但不再是必经之路,我们特意绕了个圈在桥上回味一番。过了桥就是皮纸厂,今非昔比了,破旧的木屋成了谷黄色的厂房,居然是电动的不锈钢栅栏门开关迎送,穿制服的保安全副着装,一付煞有介事的模样。婉芳姐告诉我:“听说改制了,皮纸厂是骆楚雄他弟弟自家的了。”我们没走公路,沿着原来纤夫的旧道直插城墙岩,转过那不见阳光的大湾,走到一片瓦砾的问心亭。几十年的雨浇日晒,当年的青砖黑瓦变得棱角模糊,檩条椽子都已腐朽糜烂,枯黄的芦苇比人还高,我以为会窜出野兔,可惜没见到。山上是一片坟茔,我们走到中间,四座坟茔和墓碑都是一样大小,碑文是功力遒劲的颜真卿,出自一人手笔:第一座是“爱子刘敬原之墓”,第二座是“故显考陈公讳正清老大人之墓”,第三座是“故显妣汪母秀君老夫人之墓”,第四座是“刘凯文陈婉芳之墓”两个名字赫然并排其上。我大惑不解:“姐姐,这是怎么回事?”“这些碑都是你凯文哥自己写的,他在的时候立起了三块,我们的也刻好了,他走了,我就把它立起来了。来,我们坐在这里讲讲话。”自从高大全为他们弄到了经营许可证,就到街面上租了一套可以做门面的房子,外面做生意,里面住人。舒有道和高大全虽然很想给他俩多照顾些紧俏商品,但能有多少呢?生意做得很清淡。刘凯文和妻子商量:“山上三座坟都没立碑,趁手上还有点钱,了却这桩心事。”街上没有石匠,行动不便的刘凯文照顾着生意,陈婉芳跑到十几里外的石匠那里谈好了三座碑的镌刻。刘凯文一张张地写好了,一共四张。看到丈夫将自己两个人的碑文也写好了,陈婉芳禁不住哭了起来:“凯文,你在干什么?我们才四十多岁,为什么想这么远?”“应该想远一点。你看,我们的敬原才十六岁,还不是死了?生离死别的事情我以前也经历过。那时我在朝鲜,虽然不在作战部队,但是我抬过担架,救过伤员,唉,多年轻的人哪!有个伤员是四川内江人,才十九岁,长得蛮漂亮,被炮弹炸伤了肚子,肠子都流了出来,医生给他动了手术,像死人一样地睡了一天一夜才醒过来,一脸都是笑:“同志,你是文工团的吧?我听过你吹的笛子,郎格恁好听嘛。”我很想为他吹一首,可是不行啊,坑道里那么多伤员,怕吵啊。“同志,我会不会死呀?”我说不会的,你这么年轻,好多的敌人等你去消灭呢。他说:“我不怕死,指导员讲了,打美国佬就要不怕牺牲,牺牲了就到了共产主义,那几好哇,没得剥削,没得压迫,也没得战争,想吃啥子就吃啥子,想穿啥子就穿啥子,有啥子不好?”我能说什么呢?第二天他就死了,还是一脸的笑。文工团有个女孩,辽宁鞍山人,和我一样大,爸爸妈妈都是钢铁厂的工人,跳舞跳得特别好,特别勤快,总说我的衣领脏,一有机会就逼着我换下来她去洗。有天我们去演出,汽车遇到空袭,她就在我身边,子弹打中了她的头,像棉花似的倒在我怀里,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就死了,汽车飞快地跑,我就这么抱着她,到了目的地,她都冰凉了。这些人都埋在朝鲜,哪有墓碑呀?只能用木头打个桩,写上他们的名字。比起他们来,我们还算幸运,至少可以立块碑呀。”“你不能死,凯文,你讲过,你没有死的资格,我就你一个亲人了,你不能丢下我!”“怎么会丢下你呢?”刘凯文忍住那无休止的疼痛,把妻子拥到怀里:“你看,我不是把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并排写吗?死了也不分开,我们永远在一起。”他再也不敢说“自己的天堂”了。十天左右,四块碑刻好了,问心亭后竖起比其他墓碑高大许多的三块,格外醒目,颇有鹤立鸡群的味道。为了给刘凯文治伤,陈婉芳求遍了周围所有的医生郎中,也请过扶乩打卦的神汉仙姑,中药西药,土方符咒,用尽了一切能够用的办法,但刘凯文还是死了,陈婉芳的眼泪流尽了,头发白完了,身体瘦干了。她希望自己快点死,到阴间去全家团聚。但就是没死,骆叔夫妇把她接到家里,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地予以呵护,骆楚雄和胡雅莲十分敬重这位贤淑善良的姐姐,照顾得无微不至。骆楚雄夫妇要上班,他们的三个儿子特别粘这位“伯娘”,失去儿子的母爱令她对孩子具有格外的情感,她没办法死。和花苗苗离婚后,潘友安百无聊奈地孤家寡人,成天埋在方格纸里也不是事情。家嘛,得有女人才行,一般的女人他看不上,不一般的女人又看不上他,思来想去,还是陈婉芳最为可心。她男人也死了这么久了,论年纪,才四十多一点,在骆家当这么个不拿钱的保姆,难道她不想为自己找个归宿?自己也算是一表人才,学识虽然比不上死了的刘凯文,但现在的龙庵实在难得有人出其右者,以前是有个刘凯文装在她心里,自己未免唐突了一点,现在这个心里的人没有了,应该没问题了呀,他觉得有几分胜券在握。犹豫了几天之后,把这桩心事吐露给了骆喜根。骆喜根觉得没有把握:“不怎么好开口。”回家和老伴商量,老伴觉得这孩子太可怜,少是夫妻老是伴,这样孤零零的下去没有个头,潘友安以前的确是有点太那个,这几年老老实实地跟着你,没少给你出力,我们给撮合撮合,两好合一好,应该是件好事。于是乎找了个合适的时间,捅破了这层窗户纸。陈婉芳什么也没说,出房门就找到骆楚雄:“老弟,帮姐姐一个忙。”骆楚雄二话没说:“只要我做得到的,姐姐做个声。”“你那建筑队人多,帮姐姐立块碑。”大大咧咧的骆楚雄以为她就是给刘凯文立碑,第二天就派了人。陈婉芳把人带到一片狼藉的问心亭,扒开残砖碎瓦:“就这块,帮我立到我男人的坟头上。”当时谁也不知道刘凯文生前就为自己刻好了碑,碑上居然是他俩夫妻的名字,大家一看傻了眼:“你还……”人家是给自己立碑,管得着吗?这事当然像风一样地传开了,认为完全可以把陈婉芳的名字写进《烈女传》,潘友安羞愧难当,恨不得把脑袋装进裤裆里,再也没人敢打她的主意了。骆喜根一百个不好意思:“婉芳,怪骆叔瞎了眼,心叫狗屎填满了。叔叔婶婶和你楚雄老弟现在都明白你的心了,好,都支持你,千万莫东想西想,你就我们家里的人,孩子们为你养老送终。”陈婉芳终于有了一件令她高兴的事:一男一女进门便叫妈妈,谁呢?神仙洞的学生李毛丫、孙石头。自从刘老师“学习”未回,妈妈“顶替”未果,他们就在家“等信”。一等没来,两等没来。毛主席逝世了,四人帮倒台了,右派们甄别了,孩子们也长大成人了。别的学生各自西东,但这最大最小来“看看妈妈”。二十八岁的李毛丫早已结婚并且有了两个孩子。比刘敬原大一岁的孙石头刚考上大学,要把喜讯告诉妈妈。孙石头是个孤儿,和嗲嗲一起生活,很顽皮也很聪明,他嗲嗲根本管不住他,所以把他“送到学堂挨先生的烟壶脑壳”。他没见过刘老师那样会讲故事的人,“妈妈”给了他从来没有品尝过的母爱,他没有享受过这么富于爱心的氛围,以至于叫刘老师和妈妈根本没有来得及发现他的顽皮。不能上学了,他顽皮的劣根让嗲嗲叫苦不迭,就这么一个孙子啊,嗲嗲还是舐犊情深的。可惜阎王爷把既老且病的嗲嗲叫去了,孙石头卷起家里仅有的破棉絮去找姐姐,就是住在十五里外的李毛丫。李毛丫那年十八岁,爷娘正在托人给他找婆家。石头怎么办呢?她决定带着这位比她小九岁的同学跑出大山,刘老师不是说过吗?北京有清华园和未名湖,到北京去,可惜刘老师没讲从哪条路走。不是条条大路通北京吗?随便走,渴了喝山泉,饿了吃野果,居然到了到处残存着“打倒舒有道”标语的县城。啊,舒县长在这里呀,这个人最好,去找他!他们并不知道“打倒”的内涵,然而舒有道失去了自由,他们哪里找得到?孙石头病倒了,发烧说胡话,没有经历过这种事的毛丫慌张了,就近进了一家木匠坊:“叔叔,请你看看我同学怎么的了?”那叔叔很年轻,心肠很好,抱起孩子上了卫生院,掏钱打针吃药,孙石头从小没有吃过药,几乎是药到病除。“叔叔”问他们去哪里,他们振振有词,“叔叔”笑了:“傻孩子,你们怎么到得了北京呢?回家吧!”回家?回家就得嫁出去,怎么读书呢?毛丫非常信任这位“叔叔”:“也不晓得爷娘给我找个什么人,不如我把自己嫁了,只要让我们读书,我就嫁给他。”“叔叔”把他们带到自己家里,他的父母很慈祥:“妹子,嫁给我儿子吧,我们供你们读书。不过这样的大事还要你的爷娘答应才行,对不对?”毛丫带他一起返回山里,木匠表示:“只要你们愿意,就搬到县城去,以后我来孝敬你们。”毛丫的父母喜出望外,认同了女儿的亲事。于是,“叔叔”成了毛丫的丈夫,他叫朱家骏,比毛丫大八岁,木匠手艺很好,为人忠诚厚道,生意做得很红火,对毛丫的父母非常孝顺,把孙石头当成亲弟弟,姐弟俩一起进了附近的学校读书。毛丫的书很快就读不下去了,因为她要当妈妈了。孙石头牢牢记住并强烈地向往着刘老师讲过的未名湖,两年的耽误使他深知读书机会的难得,顿改顽皮积习,学习非常刻苦,成绩好得叫老师奇怪。朱家骏怨恨自己因为家贫而读书太少:“石头,就这样读,莫说北大清华,只要你考得取,送到外国都可以。”孙石头的运气的确不错,偶然见到举家来县城任教的喻良诚,赶忙上前致敬,喻老师在山上就认定此子可教,便叫他随时都可以去家里玩,其实给与了很多辅导,使其以优异成绩连跳数级,十九岁完成高中学业,考上了朝思暮想的北京大学中文系。他永远也不会忘记最崇敬的恩师刘凯文,可惜他不在了,妈妈是真正给予了他母爱的亲人,一定要把这喜讯告诉她,于是,姐弟俩来到龙庵。看到风华正茂的孙石头,自然地想到儿子刘敬原。唉,如果儿子还在,也是今年上大学,眼泪潸潸地说:“好,好啊,孙石头,好好读书,帮你敬原弟弟读出个名堂来,啊!”如今自己寄人篱下,很想给他一点纪念的东西,刘凯文留下一支钢笔,那是抗美援朝凯旋的纪念品,他把这支钢笔给了孙石头:“这是刘老师的笔,看到它就仿佛看到了刘老师,发奋读书,做个有用的人。千万莫乱讲话,记住了吗?”陈婉芳当然不会冷落李毛丫,这孩子长得很像自己,一转眼就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满脸红润,气色很好,穿得也很整齐,看样子她很幸福:“毛丫,你的孩子多大了?”“大的是个女孩,九岁了,小的是个男孩,七岁,两个都在读书。你女婿是个老实人,带一帮徒弟在县城把生意做得蛮好,四个老人也蛮好。我想把你老人家接到我那里去住,年纪大的人在一起会舒服些,不晓得您老人家愿意不愿意?”这突如其来的邀请叫陈婉芳很是为难:骆家对自己既尊重又依靠,三个孩子偏偏不粘他妈妈胡雅莲,倒是对她这个伯娘亲热的不得了:“过些时再说吧。”想到孙石头孤身一人去北京,连个认识的人都没有,为什么不让他找找顾延安呢?不过自那次和她通过一次电话以后就再没来往,合适不合适呢?她得问问之后才能吭声。在刘凯文的坟上留连一阵之后,也就快下午六点了,送他们到客栈住下,自己去了邮电所,接电话的就是顾延安。“嫂嫂,您过得好吗?”“凯文走了,敬原走了,就我一个孤鬼,什么都谈不上啊。你好吗?”“就是忙,家里也没个说话的人,嫂嫂,您能不能到我这里来?”“能啊,就是还要带个学生来,不晓得行不行?”“行行行,带谁来都行。什么时候能动身?”“这样吧,什么时候动身,我就给你电话。”“六点钟以后我都在家。哎呀,你家里又没个电话,这样,每个星期六的下午六点,我把电话打到你那里的邮电局,好吗?”“好。”放下电话又来到客栈:“石头,我陪你去北京。”骆楚雄担心陈婉芳经不住简易公路上客运汽车的颠顿,借一辆轿车送她和孙石头到省城,顺便到万宇宏家表示感谢。大腹便便的万宇宏和他身材高大的妻子不胜感叹:“没想到凯文英年早逝,仙凡路隔,令人心碎。难得相逢,吃点什么好呢?”陈婉芳说:“就是想和凯文到你家吃嫂嫂包的饺子,可惜凯文没有这福气,还是吃饺子吧。”“到哪山唱那山歌,如今哪个稀罕饺子?走,到水陆洲吃黄鸭叫,虽说名气不小,只怕还赶不上弟媳妇当年做的嘎子。”两辆车跑到水路洲,活蹦乱跳的黄色无鳞小鱼直接下到火锅里,肉嫩汤鲜味道美,席间说到卧铺票难买,万宇宏对司机说:“快吃,抓紧回去叫贺秘书搞两张……小鬼,你们几时开学?啊,还有三天,玩两天再走来得及。搞两张后天到北京的卧铺票。楚雄,你是走呢还是陪我们玩?”“我的车是借别人的,家里还有事,这回就不玩了。”“给了你这么多工程,钱没少赚,怎么不搞辆车?”“我要车有个屁的用?花冤枉钱的事情我不干。”没见过火车的陈婉芳在舒适的软卧席上怎么也睡不着:当年凯文从北京回来,车上连站的地方都难得,窝在连接缝的铁板上两天一夜,上厕所还得和别人打半天商量。唉,他怎么这么命苦?看看人家万宇宏,那么大的房子那么好的车,几百块一张的车票连眼睛都不眨。如果不是自己拖累,事事人先的刘凯文怎么会落个这样的下场?都是命啊!这轰隆隆的火车经过灯火辉煌的江城,方子如就在这里,这孩子现今怎么样了?黄鹤一去不复返,他也三十好几了,按理应该结婚生子有了家业,要是能够碰见就好了。碰见!碰见就能认得出来?她摇了摇头。外面很热,车厢里怎么就这么凉快呢?她没弄明白。北京到了,孙石头挑着行李,腾一只手出来扶着妈妈,人真多啊,好不容易出了站,眼前一群找人的牌子,孙石头眼快:“妈妈,顾姨在那里!”赶紧奔向那块写着“陈婉芳”的牌子,两个女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刚出来我就认出了你。”“我又没有举牌子,怎么认出来的?”“一头白发,一担行李,两双眼睛四处找,除了你还有谁?上车。”面包车转到长安街,经过天安门,顾延安的家在府右街,向右拐个弯,汽车停在胡同口。不到北京不知官小,顾延安的级别比万宇宏高很多,但是没有专车,请单位的车接客人:“谢谢师傅,咱们到了。”胡同很窄,走几十步进了个四合院:“这就是我的家,老爷子进城就住在这,我也就不用挪窝。刘姨,帮忙把行李放到屋里。”迎了出来的刘姨笑眯眯地接过孙石头的行李:“电话里见过,您好!”她也许就三十上下,白白净净地面容姣好,兰格子大襟布衫粑粑头,粗手大脚力气不小,估计是市郊的贫下中农。“阿姨,我得去学校报到,妈妈到了您这里,我该走了。”孙石头站着不肯坐。刘姨端来了酸梅汤。“我知道,不是还有一天吗?今儿个在这里住一宿,明天我要车送你去北大。嫂嫂,路上辛苦吧?喝点,祛祛暑。”酸酸甜甜地挺凉,喝下去真舒服。“不辛苦,车上蛮凉快,服务员把饭菜送到手里,我成个地主婆了。”“不错嘛,考进了北大,你叫什么?”“孙石头。是刘老师对我们讲过北大清华,从小就决心到刘老师读过书的学校读书,做个刘老师那样有学问的人。”“对,做个刘老师那样的人。我是你们刘老师的战友,可惜他死了,我们也老了,一身毛病,我们的愿望得靠你们去实现了。你妈妈以后就留在我这里,你也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好吗?”“谢谢阿姨。我从小就没有妈妈,我娘是生我的时候死的,两岁的时候爸爸也死了,他是从山上摔下来摔死的。姐姐供养我上学,她也是刘老师的学生,叫李毛丫。”“可怜的孩子。嫂嫂,我想把你留在这里,没问题吗?”陈婉芳微微地点点头。顾延安和自己差不多年纪,可显得年轻多了,清秀的脸庞,端正的五官,比自己稍微矮一点,白皙细腻的肌肤保养得很好,漂亮的嘴唇很薄,整齐的牙齿很白,厚厚的耳垂很大,纤细的手指很长,柔软的头发微微发黄,夹杂着几根银丝,年轻的时候一定动人心魄。唉,如果凯文和她做夫妻,谁知道有多幸福?四合院是陈旧的,但布置得很讲究。孙石头上学去了,顾延安把陈婉芳按到她房间的沙发上:“嫂嫂,这几天就不去上班了,我们说说自己。也不知道刘凯文对你讲了我些什么,如今他不在了,我心里的话能对谁说?闷在心里难受。我和刘凯文都是五零年入伍的,那时我才十五岁,爸爸在总后勤部管事,妈妈是文工团的政委,都要去朝鲜,说要把我丢给常姨,就是我们家的保姆。我不愿意:等我长大就赶不上打仗了,我也要去朝鲜。那时我就差不多现在这么高,加上常姨快生孩子了,爸爸妈妈正在犹豫的时候,常姨生了个女儿,就是现在的刘姨。总不能叫我一个人呆在北京吧?妈妈就让我进了她们文工团,和刘凯文、万宇宏他们在一起。那时候我们志愿军很可怜,制空权在美国佬手里,我们只有挨打的份,演出只能晚上换地方,没准还会遇上炮击,他们像大哥哥大姐姐一样地照顾我们。虽说是炮火连天空袭寻常,我们还是唱啊,跳啊,乐乐呵呵。仗打完了,回国就要各自东西,我才想到为什么要让刘凯文离开我?真的,嫂嫂,我在家就是这样的,要什么就得有什么,那时候就要刘凯文。没想到要刘凯文的还不光我一个,几个大姐姐也有这心思,刘凯文请我们到他那里玩:“给你们看点好东西。”就拿出你的照片,说他是什么童养婿。可我不干:“不行,谁知道你在哪里搞这么张照片糊弄我,不管,你到哪,我到哪!”嫂嫂,我是不是挺不讲理?”“凯文告诉过我。现在我可后悔死了,要是他把我丢了和你在一起,他晓得几好?”“他说“好啊,我就是没有妹妹,就带个妹妹回去,叫你嫂子一天打你一顿,还不给饭吃。”我还是不死心,找我爸去了,要他把刘凯文扣起来。我爸爸笑了:好啊,扣起来,要是这小子还不要我们公主,就毙了他,行不行?公主啊,你爸爸不是皇帝,人家有心上的人,你为什么强人所难?你才多大一点,世界上多的就是好孩子,我就不信天下就一个刘什么文配得上我的宝贝女儿。这几句话怎么能叫我丢下他呢?坚持要我爸爸见见刘凯文:“见了他你就知道了,帮我说说他。”我爸爸还真的把刘凯文叫去了,问他回国以后打算干什么?刘凯文说想上大学。爸爸说上大学得考试呀,这样,退伍后就到我们家复习功课,延安也得复习,我给你们请个辅导老师。嫂嫂,一点不骗你,我爸也看上他了。”刘姨送来咖啡:“喝点,嫌苦就多放点方糖。”陈婉芳喝了一小口,真苦,但还是勉强喝完了:“要是有擂钵,我给你作擂茶,凯文最爱喝了。”“需要什么?你写下来我去找。”顾延安一边喝一边讲:“他就住在你昨晚睡的那间房,除了吃饭上厕所,根本不出门,两个月下来,头发掉了一大把,那辅导老师说没问题,果然,他考上了北大。我呢,实在没那水平,还得补习高中课程,补了一年才考上人大,还不知道是考上去的呢还是爸爸帮的忙。他上大学去了,我爸爸妈妈叫他经常回来,他倒好,一次也没来,我就去找他,见他把自己关在书斋里,一门心思攻读他的《诸子百家》。我去了,就把你写的信给我看,他还是翻他的书,看都不看我一眼。嫂嫂,那时我恨死你了。”“大鸣大放的时候他基本上没参与,他们的辅导员找他:“帮助党整风,你一个党员一言不发,群众都有意见了,怎么的也得写点。”他就一挥而就那么一篇,给自己弄了顶右派帽子。最伤心的是他导师,刘凯文是他最得意的学生,准备毕业留他当助教,完成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的研究,出几本高水平的专著,没想到功败垂成。战友们都去安慰他,又有什么用?全国五十五万右派,北京多少?一个个去了北大荒,他一个学生,回家乡或许还好一点。我爸爸叫我把他找回来,他来了,沮丧得一塌糊涂,我当着爸爸的面对他说:“如果陈家嫌弃你,立马回北京,我这个妹妹嫁给你做老婆,养活你。”他苦笑:“那还不如用枪崩了我。”后来几个姐妹拖他去全聚德,我也去了,他把你写的信给了我:“留下作个纪念。”嫂嫂,我就是败在了你的石榴裙下,真的很佩服你。”“那你以后怎么办呢?”“怎么办?日子还得过呀,大学毕业进了中组部,上面叫干什么干什么,一步步地提拔起来,官越当越大。得嫁人哪,没一个看得上的,别说我脸皮厚,心里就一个刘凯文。可是不行哪,人家心里只有你这么个嫂子,哪有我顾延安的地?爸爸妈妈对我搞军阀作风:“不小了啊,得给我们个抱孙子的机会,别他妈成天刘凯文刘凯文,人家不稀罕你!告诉你,今年自己不了结,就包办了。”他们还真的给我包办了一个。”顾延安起身拿出相册:“就是他,叫何其昌,高干子弟,留学苏联,模样不错,口才很好,在外交部工作,也算是门当户对吧,六三年国庆,就在这屋里结了婚,他对我很好。” 照片上笑容可掬的何其昌比顾延安高半个头,西装领带,果真是一表人才。顾延安脸无表情,居然是没有领章的军衣:“后来呢?”“他家有房子,但我习惯住我这间房,上班也近便,还有个说不出口的秘密,那就是我一直等你家的刘凯文打电话来,号码是他离开北京的时候告诉他的,虽然一次也没有接到过他的电话,但是我总觉得他会给我来电话的。何其昌说我家不方便,房子又小,车也进不来,不如到他家去住,我没去。后来他被派往国外当参赞,回来又升了官,觉得两个人有点格格不入,周总理开追悼会的那天提出了分手,我连眉毛都没动,开完追悼会就和他去办理离婚手续,可人家不上班,过了三天才办。我爸爸妈妈到死也没抱上他们朝思暮想的孙子。”“就这么一个人过?”“不是有刘姨吗?她妈妈常姨一直在我们家当保姆,她家在门头沟外的乡下,后来她爸爸脑中风半身不遂,得有人照顾,可我们家实在希望有她那样的好人来打点,建议她女儿来接替,小刘成了我的伴。后来她的孩子都老大不小了,再叫小刘也不合适,就叫刘姨。其实单位不止一次为我分配了新的住房,我都不愿意去,这里不是挺好吗?”“你爸爸妈妈什么时候过世的?”“我妈妈是六八年患胃癌去世的,爸爸多活了三年,倒真的是无疾而终。晚上还在数落我一点不关心自己,第二天早上就殁了,想起来我真对不起两位老人。还真奇怪,我妈去世的那天何其昌的爸爸也去世了,我爸爸去世的那天她妈妈去世,追悼会一前一后,我们彼此都参加了对方父母的葬礼,好像特意似的。”“顾延安讲话特别好听,”婉芳姐的眼睛望着北方:“真是个好人哪,白天到中华门里面上班,回来就和我谈天,讲来讲去就讲到你凯文哥身上。后来北京出租车多了,就带我到处玩,什么长城八达岭,香山颐和园,定陵潭柘寺,天坛雍和宫,都去了。故宫就在旁边,北海也在后头,去了无数回,就这样看了荷叶看红叶,闻了桂香闻梅香,在她那里住了三年。她身体不好,高血压,糖尿病,心脏也不好,药比饭还吃得多,她托人到南方买来擂钵和擂茶杵,我就给她做擂茶,好喜欢咧,那个刘姨也学会了。到八二年,她的病情重了,眼睛看不见了,在医院里住了三个月,一点好转的迹象都没有。有天她拉着我的手:“嫂嫂,我俩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几年,我觉得很愉快。和你在一起,愉快啊!我们这些人哪,都信仰共产主义,如果这口气没有了,那就是在我这里实现了共产主义。刘凯文临终前不是对你说了吗?他到共产主义去了。看样子我也差不多了,这一回就不管你了,我要到刘凯文身边去了。存折里有点钱,也有我的交待,就按我讲的办。”几天后她死了,追悼会是在八宝山公墓开的,骨灰就放在那里。府右街的房子是公家的,屋里的东西都给了刘姨,我回了龙庵,没坐卧铺,想尝尝你凯文哥站着走几千里的味道。”手机响了,是骆楚雄:“什么时候了?我在餐馆里等你们,哪个餐馆?就是那天你们没吃完的那家餐馆。”我们回到龙庵,到柯达洗印店取了照片,那小伙子没有食言,全都装进了一本大相册,就是太廉价了,我问他有没有好一点的,再买一本。他狡猾地笑笑:“没有,有也不敢给您。”我给他加了十块钱:“应该够了,换一本。”马上就换了一本是那么回事的。我轻轻地揪揪他的耳朵:“滑头!”经过百货公司的时候,我坚持进去看看,各种各样的家用电器和大城市一样齐全。我叫售货员搬来一台二十一寸的飞利浦电视和一台迷你音响:“姐姐,一个人太冷清,晚上早点收摊,看看电视,听听音乐,看看照片,好吗?你那里窄了一点,要不然就买个大的。”“不用,不用!子如,姐姐不是没有钱,是不喜欢!”“你们送货吗?”“送的。”“姐姐,你的家怎么讲?告诉她。”“我们认得刘家嗯妈,送到她屋里是吧?”“嗯啦。能不能帮我一个忙,顺便把电源接好?”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我把单据给了婉芳姐。第二天我回家了,虽说不怎么心安理得,也是我力所能及了。二零零三年,我刚刚办完退休手续,手机响了,是骆楚雄:“子如吗?明天一定回来一趟,有大事等着你,一定!”我问他什么大事,他说来了就知道了。我只好再赴龙庵。下汽车就去婉芳姐的家,门上一把锁,嗯?车站的摊位上没有啊,串门去了?只好去骆家。两口子坐在堂屋里,骆楚雄依然如故,胡雅莲脸上的皱纹似乎更多了:“来得好快!”“什么大事?”“你姐姐一年前去世了,刚刚为她办完七十大寿,心脏病发作了,她不准我们告诉你,说你是公家的人,耽误了公事不好,不要让你知道。”一阵唏嘘之后:“没想到她手上有那么多的钱,十五万哪,存了好多年,这些年她做生意也省下两万多,连利息加起来二十多万,弥留之际交给了我:“老弟,你是做大事的人,姐姐请你帮个忙,把问心亭修起来,就这点钱,不够的就请你贴上。亭子做起来了就叫子如写那牌子,他的字写得好。”现在亭子我做起来了,用了三百多万,放心,不是我一个人贴的。龙庵的老百姓早就希望恢复问心亭,没想到是婉芳姐带这么个头,多多少少的都捐了不少,县里的企业也赞助了一些。你要做两件事,一是那块匾,就等你来写,这是你姐姐的意思;再就是剪彩,我们一起剪,我跟孙石头商量了,他一个,代表政府,我一个,代表龙庵,你一个,代表婉芳姐的家人。纸笔墨都准备好了,你先写,我的匾也做好了,刻上就刷漆,后天就可以剪彩落成了。写完我们去看看?忘记告诉你,孙石头如今是我们的县长,这亭子就是他请人设计的,还把自己的稿费捐了出来。不过他这个县长搞不长久,一个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导师,特意去读了一年行政管理,为的就是当这么一届县长,以后还想当的话,他愿意,国家还不愿意哪!”胡雅莲从房里拿出那套还是那么整整齐齐的《水浒》:“方子如,你姐姐千交待万交待,说要把这套书亲手交给你,两块多钱三本书,她就不晓得何事咯样宝贝?”这是我熟悉的书,胡雅莲如何晓得它有多宝贝?我小心地翻开,纸张比以前更黄,凯文哥在第一册扉页上的那首诗显得有点模糊但依然可辨。我问骆楚雄:“你新修的问心亭有没有诗文?”“冇得。”“我想在合适的地方挂一块。”“易得。你写吧,想搞多大搞多大。” 依然如故的大大咧咧。“现成,用不着我写,凯文哥的字不是我能写得出来的,如今会搞电脑的人万千,把扉页上的诗扫描下来,好好地排一下版,挂在最显眼的地方。”我打心眼里希望刘凯文、陈雅芳和他们的诗流芳百世。“咯件事交给我。”身后的中年人答上了话。我没见过这个人,高高的个子,年轻时一定很帅,但过早地中部隆起,头顶上陈现出农村包围城市的迹象。他倒是很谦恭:“舅舅不认得我,我是毛丫家的朱家骏。”“人家是大老板呢!”胡雅莲从来不甘寂寞:“屋里搞起好大的场伙,咯问心亭就是他带人修的,一分钱都不要,少说要搭进去四十万。”“应该的。舅舅放心,扫描出来就把书还您。”我还真没想到,这么个不算起眼的人这么大方而且大方得起来,顺手把那本书给了他。百感交集,我一句话也没说,得抓紧把那三个字写出来。这些年我一直在练书法,自上次回龙庵以后,不知道写了多少个问心亭,聂玉萍觉得奇怪:“什么毛病?问心问心,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把婉芳姐的故事告诉了她之后,她说:“应该把她接到我们这里来。”想到我们那里夏天热,冬天冷,气候不如龙庵,我们自己都想找地方避暑,何苦叫婉芳姐来受罪?没想到她竟然不在了。提起笔就是没敢往下落,太重了!凯文哥、婉芳姐、延安姐、刘敬原、谭老师、陈伯伯夫妇、骆叔叔夫妇等一群逝去的英灵仿佛都站在我身后:“好好写!”我没用凯文哥喜欢的颜体,而是将钟王气韵聚于笔端,用尽全力泼将下去,可惜“亭”字的一钩有点墨枯。站在旁边的潘友安称赞:“老弟笔锋遒劲老到,非一日之寒,龙庵难有望其项背者。”我怎么觉得脖子下面酸酸的,这感觉是不是人们说的“如芒在背”?驱车来到新建的问心亭,全然不是当年景象:瓦砾辟成一片扁柏迷宫,棋盘八卦,生死殊门。涵洞引来一脉清澈流泉,荷波柳浪,柏翠松青。骆楚雄说:“这迷宫是从圆明园学来的,一般的人进去,三五个钟头出不来很正常。”鹅卵石小道曲曲弯弯,连接坦途幽径,汉白玉雕桥起起落落,点缀绿水蓝天。枣红水泥柱支起三重飞檐,墨绿琉璃瓦承载六条飞龙,三叠葫芦顶,一盘螺旋梯,雕梁画柱,蠡壳长窗,玲珑不失庄重,俏丽呈显恢宏,和对岸的石宝塔交相辉映,与巍峨的城墙岩浑然一体,玉带般的白龙江如缠如绕,大蟒似的柏油路若即若离,组合得很是和谐。亭廊柱子上一幅泥金楹联:白龙澎湃见证恩仇苦乐 千秋功罪经天 留待儿孙讯问雪鼎逶迤评说举废荣衰 万缕情缘纬地 难得政要扪心高等级公路过去就是问心公墓,也像大城市一样一个墓穴多少钱,但修建得的确整齐漂亮。刚准备回去,柳荫下来了个老态龙钟,骆楚雄对我耳语:“看见没有?申公豹韦奇杰。”一身不算褴褛但很破旧,穿双塑料鞋,背个空粪筐,这里也没粪可捡哪,他是来看亭子的。我向他走去:“韦校长,您还认识我吗?”他摇摇头,以往的趾高气扬成了眼下的一脸迷茫。“我是您的学生,方子如。”“啊,啊,方子如呀,认不出来了。”“五十多年了,还记得这个名字吗?”“记得。也是受害者,怎么不记得?我害了很多人那,当然有你,还有”他指了指山上的那一排排坟墓:“多啊,刘凯文,陈婉芳,骆喜根,太多了。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他深深地给我鞠了个躬。“您说给这个亭子取个什么名字好呢?”“对联上不是写了吗?这对联写得好,问心,本来就叫问心亭,以后也只能是问心亭,不会用别的也不能叫别的。”“为什么?”“缅怀逝者,警示来人。我罪孽深重,怎么惩罚都不为过呀!人哪,到了连自己都不肯放过自己的时候,才知道一辈子天天扪心自问的必要。到这步田地还说是我的学生,喊我一声校长,方子如,你是我这几十年来遇到的头一个,虽说有愧,但还是谢谢你。”出乎我们意料,他放下背上的粪筐,拉拉那不算整洁的衣衫,对着亭子跪了下来,很响地叩了三个头,站起来头也不回地走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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